《在荣誉面前》 于文国 摄
1986年4月，参加宝钢热轧厂建设的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张恩才青年突击队，先后七次立功受奖。当记者采访他们时，队员们却你推我让不肯拍照。
一位极有条理的摄影家
那些日子，我几乎在满世界寻找一枚铆钉。
2017年起，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馆启动“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展” 。从1978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到2016年从一线退下来的于文国无疑是最佳展览作者人选之一。在展览策划会上，陈小波和刘宇两位策展人将整理展览人年表大事记的任务交给了我。小波对此要求很高：“一定要做出特色来” 。
于文国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因为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开始从作品前绕到作品背后，沿着他“来时的路”尽可能去想象、理解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于文国是一个资料整理非常有条理的人，我原本以为会对他进行多次的访谈、追忆、佐证，然而这些环节最终都省略了，因为不久他就给了我一套资料，其中他个人成长脉络整理得清晰、详尽有条理，各个时间节点、配发的图文、相对应的实物，都非常完整。其中关于他出生日期的描述是这样的：“1956年11月4日（农历十月初二）寅时” 。
接下来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聊天和阅读中进行。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又时时没有放下对年表“如何去呈现” “如何做出特色”的思考。从他成长的经历、故事，再绕回到他的作品前，逐一去看他不同阶段的作品、读他写的各种文字，力求去深入理解一个摄影人的从业历程。
用“山东大汉”来评价于文国，无论是熟悉他的人和初次见面的人都会比较认可，因为他有高大英朗的外表和刚毅的性格。但我认为这样对他的描述过于粗略。走进于文国的世界，再走出来，我的头脑中非常清晰地将他“物化” ，物化为——一枚铆钉。
结缘摄影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
无论身在何处，时代的风总能吹到每个个体身上。远在山东的小村落里，少年于文国依然受到动荡年代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求学、失学、再求学。父亲简单深沉的教诲、老师的举荐、兄长教授的绘画，人的影响仅此而已。
然而，少年于文国却能够从泥土中将少量的稀有品质加以提炼，并进行自我锻造，锻造成一枚铆钉。如饥似渴地学习、锻炼强壮的体魄、凝视美好的事物、刚直坚毅地做人。中学时代，他历任学校写作组长、美术组长、田径队长、篮球队长和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小小的铆钉在一个一个头衔上闪亮。少年于文国寻找着一个机会，因为他是一枚铆钉，他的去处自然不会扎向土地，而是走出乡野，走向适合他的地方。
从基建工程兵的电影放映员到专业宣传干事，再到《宝钢战报》 《工人日报》任专职摄影记者，结缘摄影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上世纪70年代的摄影记者很多都有相似的综合素质：政治素质过硬，有一定的文艺素养，但是未必接受过系统的文化专业学习，有较好的体魄，可以胜任摄影记者长期一线的奔波。实践证明，于文国终于找到了铆合相适的接口，并在新闻摄影这一领域像旋转的铆钉一样，顺着螺纹，一圈一圈不间断地深入。
《全民摄影》 于文国 摄
2015年8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进行最后一次实景演练。受阅战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通过时，看台上数万观众同时举起了手机摄影。
“随意”的作品打破了新闻摄影的僵硬
近40年的摄影一线拍摄，作为铆钉的于文国坚守岗位，但也并非丝丝入扣，其间有过对各种思潮和现象的观望和思考。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摄影界，一系列带有现代主义倾向和主观色彩的摄影作品开始出现。各类“群体”发表各自的主张和宣言，对一直保持“永远不满足”学习状态的于文国也充满了吸引力。
1986年，于文国在上海《宝钢战报》担任摄影记者。彼时的上海出现了一群以“都市”为主题展开各自摄影实践的年轻人，并成立了“北河盟” 。 “北河盟”与北京的“裂变”等群体在当时影响力非常广泛的摄影媒体上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热点。同在上海的摄影人雍和在一次采访中也说起过那段时间受到各种摄影主张的影响，大家有过力图突破原有模式的摄影尝试，比如特别强调主观的表达和形式即内容的影像表现。
在北京， 1986年“现代摄影沙龙”举办了“十年一瞬间——现代摄影沙龙’ 86展” ，新闻摄影界的王文澜、贺延光开始由纯粹的新闻摄影介入对“纪实”性摄影的探索。这股潮流，实际上是摄影人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力图改变原有单一模式的摄影范式而做出的努力。“十年面壁图破壁” ，打破壁垒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摄影的重要实践。
那一年的于文国在上海复旦大学充电，他下定决心“要把复旦大学图书馆里与新闻相关的书读遍” 。于文国说起当时各种摄影“流派” ，确实有过急于“补课”的心态，也总觉得需要突破口，得到新鲜的、与时代相匹配的影像表达方式。在他大量未发表过的底片中，有过一些强调形式的作品，也有运用当时流行的技法进行的主观创作。
但是要补的课太多了，坚守新闻摄影、保障岗位需求、做好行业报道，最终成为他坚定的方向。那枚铆钉向深处钻进的螺纹沿着既定方向继续，没有断裂，没有游离。也就是在1986年，于文国新闻摄影作品《在荣誉面前》获得《人民日报》首届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王文澜在评价这幅作品时，肯定了于文国“能够发现属于仪式之外花絮的意义，远胜于机器加人的固有的模式和仪式议程中的瞬间” 。这幅作品更是得到了时任《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蒋铎的充分认可。他在给于文国的信中写到：“这是本次比赛自征稿以来我看到的最好的一幅作品” 。看似随手拍摄的一张新闻照片，在业界引起不小的震动，这种“随意”恰恰打破了原有新闻摄影的僵硬。于文国用他对新闻摄影深刻的学习、领悟，用铆钉尖锐的头，刺破了那个厚厚的框。
于文国将视线从各种思潮、各种流派的摄影中收回，没有参加各类个性化的摄影群体，也很少参加各种流派、各种新摄影现象的研讨会。他心无旁骛地执著于新闻摄影，他的名字出现得最多的，是在他拍摄的照片下。 1988年1月5日，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世界新闻摄影展览” ，展出了“荷赛” （1956 - 1986年）获奖作品241幅。那一次，于文国从上海坐了一宿火车，专程赶到北京来看展览。也就是在同一年，于文国顺利完成了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学习，这不只是一次文凭的获得，更是一次专业基础的重要“补课” ，为他后来新闻摄影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学术基础。
于文国在新闻摄影记者中文字的能力也是很突出的。1998年，他荣获了“98抗洪救灾全国好新闻‘通讯’一等奖和‘摄影’一等奖” 。这个“双料”一等奖的成绩在摄影记者里绝无仅有。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于文国也是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灾区，并先后4次到灾区采访。他发表了多幅新闻照片，撰写发表了两万多字的《抗震日记》和多篇新闻摄影文章。时隔10年之后，我再读他的《抗震日记》 ，仍然泪流满面。
是铆钉，更是一介白丁
从乡间少年出走千里，到耳顺之年挂甲归家，结缘摄影40余载，无论是那个基建工程兵的宣传干事，还是行业大报的一级行政领导，于文国手边从来没有离开过相机。几百个采访证、几十本随身携带的小工作日记本，还有著作、荣誉证书、奖杯……在我的坚持下，都被搬到了展览现场。
那些采访证记录着一次又一次的重要采访，那里有可能是庄严肃穆的大会堂，更多的则是急难险重的新闻第一现场；几十本小小的工作日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次采访的经历，有事件备忘，也有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和地址，还有那一刻人生的感动和感悟。展出这些并非仅仅是为了对一位前辈表达敬意，更是向后来者讲述每一份荣耀背后的付出。
我和美编在展览前仍然在满世界寻找一枚铆钉。美编让我具体表述一下铆钉的样子。我想那枚铆钉应该是这样的：它是一枚能够在钢铁上铆合的钉子，象征着他的摄影与工业相关；它要有锋利的尖，象征着他有独立的思考和突破自我的能力；它要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痕可以钻入钢铁中，象征着他坚韧缜密的思维和不走捷径的努力；它应该质地坚硬，铆合之处牢固无比、让人放心；它的顶部应该还有很美的纹路和曲线，象征着他独特的审美和人文温情……美编听了，一脸茫然。
我也有一点踌躇了，打开微信找到于文国，忽然发现他微信名字叫“一丁”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么？当我问及他微信名字的含义，并将我对他的物化象征说给他时，他哈哈大笑，说：“一丁就是把于字拆了：一介白丁。你想那么复杂干什么！ ”
一介白丁。这境界，比那枚铆钉高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