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与简亦是殊途同归
——从2018香港艺术节的两场演出说起
栏目:观察
作者:张玉雯  来源:中国艺术报

西班牙弗拉门戈大师加凡作品FLA·CO·MEN剧照

  一门艺术的延续可以一直遵循传统的原样,但这种近似“原封不动”的传承毕竟只占少数,如日本的能乐、邦乐、歌舞伎等各种艺术形式。实际上,大部分的艺术形式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现代化、西方化和商业化的冲击和作用。所以“新” ,在所难免。但是如何做到有意义、有价值且有影响地创新,这番有别于他人同时又能凸显自我特色的创意并不轻松。

  在今天的世界乐坛,“跨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创作潮流,但是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跨界作品实际比单纯的某一种艺术呈现更难实现,因为它并非只是两种以上艺术形式的简单拼接或两位以上不同门类艺术家的同台。真正的跨界作品需要多种音乐风格或多个艺术门类的有机融合,需要从根本上去树立并应用一种跨门类的综合型创作思维。

  今年香港艺术节的两场演出——西班牙弗拉门戈大师加凡的FLA·CO·MEN和日本现代舞大师勅使川原三郎的双人舞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可以作为跨界的范例。从表演形式上来看,两场演出都表现了在现代社会中舞蹈创新的一种新维度——概念性的哲学思考、逐渐摆脱叙事特点的抽象语汇以及竭力全方位穷尽舞蹈表现的意图。然而有意思的是,两者的创作手段又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创新方向:一个是借用尽可能多元的外在资源,另一个是秉承极简主义的纯粹。

  弗拉门戈是一种集舞蹈、吉他、歌唱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乏非洲、阿拉伯音乐的影响,在其各个流传地区又呈现出不同音乐特点,这些不同的弗拉门戈又多向流动、相互借鉴。由此看来,弗拉门戈在保留一些固有的音乐本质之外,其本身就是一种开放而宽广的概念,它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入更多新的元素。弗拉门戈舞蹈艺术家加凡认为弗拉门戈是一种态度、一种能量,甚至说可以是一种个性的展现。他的创作受到日本舞踏和印度卡塔克舞蹈的影响,让观众看到一些与传统弗拉门戈有所差异的形态。

  这出FLA·CO·MEN由加凡携手七位音乐家共同组成。每一位艺术家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如剧中的独白者又是一位现代音乐风格的小提琴演奏者,她的角色还能变换成摇滚电吉他手或是加入爱尔兰踢踏舞。剧中“歌手”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弗拉门戈歌手,他还可以在爵士乐和呼麦之间切换。作为舞台中心角色的加凡对弗拉门戈肢体语言的探索也非常广泛,比如在硬币、地毯、椅子等不同质地的地面上来展现舞步的视觉与听觉差异,或者表演时将A 4白纸夹在躯体上,让观众能看到随着躯体运动的白纸的起伏震动以及伴随着的纸张音响,又或是脚踩架子鼓来进一步扩大踏步的回响,甚至将身体作为一个共鸣体来进行击打。这一出节目通过不同媒介呈现出弗拉门戈的多样性,而所谓的“传统弗拉门戈”样貌只在其中占据较小的比例。

  勅使川原三郎与佐东利穗子的双人舞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采用非常有限的素材——两位舞者、单一的舞台背景、简洁的服装和灯光,塑造了德国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瓦格纳长达四小时歌剧的精神内核。舞剧音乐是精心挑选的瓦格纳音乐片段的集成。勅使川原三郎是新派舞踏的代表人之一,不同于创始时期用扭曲身体展现原始状态的舞踏,他的舞蹈动作流畅轻盈,有着东方太极的柔韧与内在力量。两位舞者在表现相互渴慕、不断追逐的段落中并无任何触碰,如同磁极两端相互吸引而无法接触,象征着俗世中不可获得的爱。恰如创作者所言,瓦格纳旋律去向不明,如同不可能的爱与死亡。各种简化的外在手段无一不凸显出表演者在黑暗背景中、聚光灯下的肢体之美,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舞蹈家纯粹的身体语言上。这一出节目看似简单却包含着高难度的体能、技术与意念——敏感脆弱与巨大能量并存,激情与绝望相随。

  好的艺术家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思考,并会将这份哲学思考演绎到自己的表演创作之中。上述两场演出的表现或繁或简,加凡展现了西方艺术的力量之美、直线之美,勅使川原三郎表现了东方艺术的阴柔之美、曲线之美。他们的作品都是对真实自我的挖掘,他们的表演是纯粹的自由表达,并不去给自己的诸多尝试设限。很多时候,这种创新看似是对传统的颠覆或解构,实则是将传统的外延扩大。所以说,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繁与简亦是殊途同归。

  日本现代舞大师勅使川原三郎的双人舞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