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虽然不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文明，但却是世界上唯一一脉相承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文明，无论在文化价值、制度体系还是社会结构上都没有出现过大的断裂。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也曾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但又一次次战胜挑战，在不断发展、前进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与生机，而这种内在活力与生机源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与精神，如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重仁尚义、讲信修睦、推己及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天下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这些宝贵的思想与文化，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在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信息高速传播、世界各国与各民族之间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些靠西方文化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无疑可以提供有益借鉴。这个历史上一直以和平主义为取向的中国文明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要实现中华文化的有效对外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构建起强有力的话语体系，让国际社会听得懂、喜欢听，才能与我们产生共鸣，实现良性互动。因此，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创新对外宣传工作的方法，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就为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融通中外的过程中，平等对话与交流是必需的。中国绝不能一味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角，要找准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与国外受众的表述习惯与精神需求的契合点，把我们想讲的与国际社会想听的东西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相通相融。这样才可能超越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障碍，把中国声音变成国际语汇。
就文化产品的创造而言，就是要立足时代、放眼世界，抛弃文化偏信和文化固执，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扬弃，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来对待古今、对待中西、对待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积极引进、消化、吸纳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变为更具时代特色，更容易为世界人民所关注、所喜欢、所接受的形式。多年来与国际合作的经历，促使我养成了站在跨文化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我创建“超象艺术”的初衷，就是要寻找中西方民众的利益交汇点、情感共鸣点、审美结合点，创建一个既具有中华文化精神、有利于树立中华民族正面形象，又能触及西方人现实利益关切和心理需求的新艺术范式。我在对“原生态的”和“被污损的”的世界生态类型的艺术审视中，加入了意念中的“第三生态” ，并在此基础上加注了生态美学的因素，确立了当代水墨艺术的创新主题，那就是展现地球现实面临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理想中的“第三生态” 。由于珍爱和保护地球家园生态的艺术主题高度符合了全世界的共同关注点，中国当代水墨“超象艺术”从创建伊始就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思想高度。形象地说，当你拥有了把世界看成了一个家的创新立意，与世界互动的意识就会贯穿你的艺术探索，就会找到世界艺术的共同诉求，以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弥合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具备了国际视野，找到了中西民众共同的关注点，还需要作品拥有直抵观众心灵的国际化艺术语言。艺术语言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受众面的大小。如果直接照搬中国的传统艺术语言，则会使作品和国外观众的心灵对话因存在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形成隔阂和错位。为了让国外观众看懂当代中国水墨艺术“超象”绘画的主题和内蕴，我在艺术形式上融汇了西方印象画、东洋绘画和中国水墨画的成果；在绘画材质上采用了咖啡、火山灰、矿物质、花草树木等大量天然材料；在绘制技法上兼收软笔、硬笔，泼墨、重叠拼贴等多重手法；在创作对象上我抽象出了不同视角下的各种自然景象，以促成观众从我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大自然的联想和关注意识。这样，当代中国水墨“超象艺术”在蕴含了揭示世界内在性质和精神本源的深刻性的同时，也以宏大、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景超越了具体的形象、特定的物性和狭隘的地域性，较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和种族的人们所接受，从而建立起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共享的审美空间。
从创新意识出发，将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贡献创造性地转换和提取出来，在语言和材料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消化吸收并再生再创，形成符合当代创新性发展的视觉形象和思想，这不仅是对当代中国艺术自身价值诉求和精神内核的建构，而且也体现出中国艺术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明背景的艺术，在完整的艺术视野中相互吸收、融合和分享过程中的中国风范和文化自信。
（王林旭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