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上，所展出的这批文物，有一些是先父早年捐献，大部分则是“文革”结束后捐献的千余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父亲很早就钟情于文物考古，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他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 1949年以后才开始有系统地收藏文物，逐渐成为一位收藏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谈道，章先生的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几乎涉及到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
父亲生前曾向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捐献重要文物千余件，并表达了藏品身后归公的愿望。甚至在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下，仍坚持守护文物，对拆散藏品系列的粗暴做法据理抗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也步入老年，亲历亲见父辈的收藏与人生，不免有诸多感悟。
岁月的记忆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里。这里原来住的是陈叔通，后来搬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把房子分配给父亲住。
院落是坐南朝北的，不大，朝向也不算好，但处处散发着传统文化韵味，除沙发外，绝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家具，室内陈列着父亲收藏的青铜器、瓷器和字画，收藏最多时约有五六千件。
我幼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橱柜逐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给我。我渐渐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有次父亲特地给我看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他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父亲留下的文字中，曾这样描述此剑：“有战国铜剑一柄，锋利如剃刀，剑身满是腐蚀而成的花纹。其炼铜技术和花纹制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是极难得的研究参考品。 ”而在另一处，他还谈到收藏的另一柄铜剑：“铁线篆铭文四字，当为‘吴王自用’四字。 ”
父亲收藏过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义的著名青铜器“二祀邲其卣” （现藏故宫博物院）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我所见，其他各种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几十口，还有七八面铜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
瓷器是父亲收藏中的大项，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曾经问父亲：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为什么字画不多？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我又问道：您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机遇与人缘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但1949年之前，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父亲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收藏。他开始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是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后开始的。
历史上文物的聚散与毁灭，多与社会动乱有关。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文物的价值。当时市面上文物价格之低，达到了现今无法想象的程度。这对于希望系统地搜集文物的藏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父亲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 1949年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 ，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等于是交了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 ，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先生等，也与父亲时有切磋。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来源、品类、特点，有时还会记下孙老（瀛洲）或他本人对这些器物的评语，我曾看到过很多。
由于经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他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父亲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将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父亲就把公司转让了，在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经营得比较成功。
父亲公私分得很清楚， 1949年回大陆出任政府公职以后，他认为自己不宜再经营企业，便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该公司因无人主持，随即歇业。他将自己在公司的投资逐步抽回，用以收集文物，准备将来捐给国家。
变身为奉献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较充裕的收藏时间和空间，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他就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手头有一通父亲1953年12月致郑振铎先生的信函底稿，全文如下：
送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到您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
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
1953 . 12 . 9
从信的内容看，此前他已表达过捐献的意愿，这时因要从大羊宜宾胡同搬家到灯草胡同，促请郑振铎尽快安排接收这批文物。八天后，他又致函上川企业公司董事长李桐村说： “我所支用之款，全数购买古物；年来工资收入，用过有余，亦均投入古物。现拟定全数赠送中央文化部。 ”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千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父亲一直将文物视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他曾对粮食部的同事说：
我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属于公的。我在欣赏古董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有点个人的考虑。我已经向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千件以上的古董，但我总得留一部分，去见马克思时再全部捐献给国家。我把这些古董看做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来欣赏研究，它是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我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好老师。
只是暂时拥有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
“涓滴之水，汇成大海” ，将私人收藏捐给公共博物馆，变为社会文化财富，这在文明社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国近代实业巨子张謇，就曾以个人财力和收藏创立南通博物苑；在故宫博物院的“景仁榜”上，也镌刻了六百多位捐赠人士的芳名。
前辈的收藏家是一些具有人文情怀和爱国精神的人，他们默默地搜集，却没有把收藏当成私产，慷慨地捐赠，但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将文物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托付给博物馆，是希望这些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在那一代人中是相通的，从博物馆方面也是如此：抗战爆发前启动的故宫古物大南迁，其间辗转流离历尽艰辛，专家员工都能恪尽职守，文物没有蒙受损失。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改革开放，民间收藏随着经济发展而复苏，但收藏家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代，甚至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观念，目的性日趋功利，公益心日渐淡漠，出于公心的文物捐赠也变得罕见了。这种社会收藏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出我国公民教育的长期缺位。
从父亲1949年开始系统收藏文物迄今，已经过去60余年。回顾父亲作为收藏家的传奇经历，我获得不少人生感悟。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我，会以愉悦的心情去参观文物或艺术展览，也不时应朋友之邀鉴赏他们的新旧藏珍。收藏无非是一个曾经拥有的过程，而不可能永远拥有。若古物曾与你有缘，把玩之间获得了愉悦，这就足够了。在每一件古物上，都驻留了无数人物及家族的信息，隐藏其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像父亲这样将文物捐给博物馆，是对人生一种有预见的安排，他追求社会文化上的奉献，使文物的价值得以体现，同时也延续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可谓求仁得仁。
恢复历史记忆，找回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瑞兽纹青铜镜（东汉）
青花加紫山水笔筒（清康熙）
玉蝉（汉代）
相关链接
章乃器捐献文物展亮相国博
本报讯 2017年正值章乃器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从章乃器及其家属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中挑选出有较高学术和艺术价值的文物110余件，分为吉金重宝、照鉴古今、玉器之美、陶风瓷韵4个部分，以期观众在欣赏中国文物之美的同时，能够体味其丰富的学识、高雅的品位以及化私为公的爱国情怀。
章乃器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经济学家、文物收藏家。抗战前夕，他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和不抵抗政策而一度被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出任政协财政经济组组长。1952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生建设作出了贡献。
章乃器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除了青铜器、铜镜、玉器、陶瓷这几个大项外，还有印章、漆器、宗教法器、文房用具等；除了中国文物外，还收藏了一批日本文物。作为辅助展品，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少量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杂项文物，如晋“广武侯印”铜印、宋“北极驱邪院印” 、明宣德金刚铃、清“纯一堂”玉印、 （日本）黑漆铺首小碗等。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月31日。
（陈思静）
瓦纹青铜盨（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