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的犯罪悬疑片《东方快车谋杀案》不久前登陆国内院线，影片改编自“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故事讲述了声名远扬的“大胡子神探”赫尔克里·波洛乘坐东方快车时发生的一桩密室杀人案，同车的美国富商雷切特被人谋杀，车厢中的其他12名乘客，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嫌疑。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波洛却发现了凶杀案背后更令人惊叹的真相，这是一起所有人共同参与的复仇谋杀，面对被阻挡在正义天平之外的众人，波洛该如何平衡公正成为人物与观众共同思考的问题。
作为悬疑推理小说中的经典， 《东方快车谋杀案》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被数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编要数1974年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阿尔伯特·芬妮、英格丽·褒曼、劳伦·白考尔等人主演的电影以及2010年由菲利普·马丁执导，大卫·苏切特、杰西卡·查斯坦等人主演的英剧《大侦探波洛之东方快车谋杀案》 。
前者忠于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将列车具有的“密室”空间感借助摄影机的场面调度向观众全方位地呈现，有意凸显了众人面对拷问时的人性群像；而后者则是对原著主题的一次延伸，面对缺失的正义，神探波洛必须在文明的道德底线与人性的灰色地带中进行艰难抉择。
肯尼思·布拉纳作为本次《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导演兼主演，试图为观众刻画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大胡子神探” ，但过度脱离原小说的人物设定，也让很多“原著党”观众对影片提出了质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是一张鹅蛋脸上挂着一抹夸张的八字胡须，有着致命洁癖却充满幽默感的小个子，而肯尼思·布拉纳扮演的波洛却像极了一个拥有强壮体魄的中年硬汉，冷静沉着不苟言笑的姿态，嘴上喊着“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灰色地带”的正义言辞，令观众大呼，“这哪里是波洛，分明是另一版的福尔摩斯” 。除了外表设定的差异外，人物探案时的行为表现同样呈现出与原小说及前作极大的不同，追求完美的波洛擅于从嫌疑人的谈话中找寻到案件的线索与谎言的破绽，是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心理学家。新版的波洛似乎忘却了自己的优点，影片中波洛不仅在冰天雪地中独自追逐行为可疑的麦奎因，还在车厢中与康斯坦丁医生上演着生死搏斗，多次动作戏的展示无疑是向观众诉说，这是一位身姿矫健的波洛，而不再是原来那个不善运动，只会通过脑中灰色细胞进行思考的“老滑头” 。
不难看出，肯尼思·布拉纳作为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所埋藏的野心，希望通过帅气的人物外表、强有力的行动能力，为观众塑造一位“文武双全” ，更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波洛。并且，影片结尾处留下的彩蛋，更是如法炮制当下最为火热的超级英雄系列，走下东方快车的波洛突然陷入另一桩案件的谜团，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战场” 。
抛开肯尼思塑造的“非主流”波洛，本次改编也为观众带来少许惊喜，影片全力复刻了小说中所描绘的豪华东方列车，精致别样的车厢、晶莹剔透的灯饰、华丽绚烂的服装，一点一滴反映当时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富商名流们，但也正是在这趟通往法国加莱的东方快车头等车厢中发生的残忍命案，将波洛与其他12名乘客紧紧联系在一块。约翰尼·德普扮演的雷切特自称是来自美国的富商，实则是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卡塞蒂，强大的势力背景使卡塞蒂逃脱了牢狱之灾，但却彻底摧毁了受害者阿姆斯特朗一家，一场罪恶与救赎的旅程便由此开始。此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上半部分不免让人感到过于冗长、缓慢，大量铺陈的情节、对白并没有直指影片潜藏的“复仇”线索，反观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影片，影片的一开场经过高度曝光处理的画面，快速剪辑“黛西被害的残忍事实” ，线索直接提供给观众的结果是消除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观众在与波洛一同的探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统一的知情权。
随着故事的发展，头等车厢内12名乘客及列车员“隐藏”身份的逐一“浮出水面” ，在波洛的娓娓道来中，案件的真相得到了完整的重新演绎。令人遗憾的是，肯尼思在最为关键的“解密”环节显得过于仓促，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变成了空穴来风的猜测，影片中波洛将所有疑点列在纸条上，希望通过与德本汉小姐的对话找寻到心目中的解题方法，却在随后与康斯坦丁医生上演了虚惊一场的生死博弈，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被推向外化的行为动作，这其中可能有导演出于商业性元素的考量，借助枪战、搏斗等激烈场面满足受众的快感需求，但同时也暴露出导演在悬疑类型片技巧运用上的不成熟。自导自演的肯尼思·布拉纳显然淡化了阿加莎原著中的核心表达，集体实施谋杀计划后的众人面对波洛的拷问所呈现的人性复杂面，编造谎言时的犹豫怯弱表现，谎言被揭穿、真相公之于世后的不安与祈求救赎的矛盾心理都没有在角色身上得到合理的表现，取而代之的是大侦探面对谎言难题时的软弱，波洛的爱人—— “精神支柱”凯瑟琳无中生有地出现，在一定程度减缓了情节叙述上波洛所凸显的能力缺陷。
最后高潮处的“审判” ，端坐在隧道口前的13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宣判，别有意味的画面构图宛如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 。波洛以大段的“说教”完成了对众人的宣判，同时也解构了自己所秉承的二元对立观念，这样的结尾处理仍旧凸显的是波洛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形象，一股充满着个人主义的英雄式表达，削弱了故事内核原有的思辨性，在面对法律之外的“正义”时，究竟该如何抉择？波洛既是一位过人的大侦探，同时也是这个“正义天平未必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时代见证者，这样的抉择无疑是一个折磨的过程。1974年吕美特执导的影片与2010年马丁执导的英剧中，都对这一过程有合理的表现，吕美特执导的版本中，无法做出抉择的波洛将决定权交给了列车公司的董事布克，而自己选择站在法律与人情的中立位置；相较于吕美特的版本，菲利普·马丁则坚持将抉择难题交给主角波洛，经历过内心争斗后，波洛最终选择讲述最简单的真相，失去自我的波洛独自离开列车，脸上的泪水既意味着原则的破灭，同时也向观众诉说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困境。
表面上看，肯尼思·布拉纳执导的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像是一次“新瓶装旧酒”的尝试，希望借助经典小说文本开启全新的“波洛侦探宇宙” ，但细细品尝过后，不免让人觉得遗憾，丧失阿加莎原小说中对于法与情的人性思考后的故事，成为了顶着个人英雄主义的神探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