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凭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中毛泽东一角获得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我，毛泽东，字润之， 41岁，1932年宁都会议开始，我被解除了所有权力……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喽！ ”演员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人物，叙事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最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莫过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物言语、行为入乎历史之中、出乎历史之上的“穿越感” 。有“穿越感”的毛泽东好不好演？以《从湘江到遵义》中毛泽东一角获得第28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的总政话剧团演员赵旭说：“演员一定要生活在人物之中，一定要从剧本规定的情境出发，万变不离其宗。 ”
“这场戏实在要劲儿，不能取巧”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演员走进一个角色，进入表演状态，根据戏剧情境的变化，要调动全部身心尽量接近人物此时此刻的状态。 ”赵旭说，剧中有一段音乐名为《心在流血》 ，情境是湘江战役中，红军的装备和国军的装备相差悬殊，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炸弹硬拼” ，从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军事指挥权，牺牲的都是从井冈山就跟随他的老部下，从一个普通红军指战员的角度出发，他在思考红军的路该怎样走，岂止是‘心在流血’ ，简直是‘心在喷火’ 。 ”
湘江战役惨败后召开的通道会议，是全剧中赵旭演得最累的一场，这场戏交织着激烈的戏剧矛盾，毛泽东不仅要与李德辩论，还要与战士的英魂对话。这场戏中，毛泽东一个一个点着战士的名字，战士的英魂答“到” ，并自我介绍，简要叙述自己牺牲的经过。“他多希望战士们都还活着，可现实是那样残酷。 ”赵旭说，这种悲痛的状态要保持住，紧接着又要面对李德扣给他的“违抗共产国际指示”的大帽子，要提出对敌作战“避免硬碰硬”的主张，要铺陈“为了死去的同志要说，为了活着的同志也要说”的慷慨陈词，台词量很大，人物彷徨、痛苦、挣扎、反抗，情绪跌宕起伏，“这场戏实在要劲儿，不能取巧，每次演下来心力都濒临透支” 。赵旭说，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比其他时期有更丰富的侧面，给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创作过程是艰难的，但成功呈现在舞台上之后，他的喜悦、满足也是加倍的。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演员的任务就是不断找到新鲜感。 ”赵旭说，一部戏刚刚上演，就像一个新生儿，此后的每一场，绝不能也不可能一板一眼、原封不动地复制，“每演出一场，一段台词的另外一层意思也许会忽然闪现，人物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有多种尝试，演出完了，我和其他演员都会交流这些问题。通过演出，找到人物新的创作空间，令人物形象更丰满，这样，新生儿才会越走越远。 ”赵旭说，戏、演员和舞台就像一台机器，演员和演员之间、戏和舞台之间要不断磨合。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谁主沉浮》 《从湘江到遵义》 ……赵旭扮演了多部话剧中的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觉得驾轻就熟，因为“每个时期的毛泽东，每部剧本中的毛泽东都是不同的” 。“演员的功能，是用形象、声音、动作把剧本中的人物呈现在舞台上，能不能正确地呈现，考的是演员理解人物、理解剧本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剧、导演是演员的镜子。 ”因此，赵旭坚持从每句台词出发，以理解编剧、导演想要表达的内涵，包括其他人物台词中涉及自己角色的内容，一点一滴都不放过。
前人的研究资料也是赵旭表演的支撑。“在中西方很多研究毛泽东的资料中，传记类更能让我产生灵感，其中的情节感非常吸引我，包括对他儿时、少年时的一些记载，以及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让我渐渐走近了他。 ”传记中提到的一件小事，赵旭至今依然难忘，那是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衣衫褴褛地来到井冈山，身心疲惫，士气低沉，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准备集合继续走，很多人放弃了，不肯站起来排队。“传记中描写，此时此刻，一个又黑又瘦的大个子从人群中站起来，说：‘我排第一。 ’我对这段描写印象非常深，战士们陆续被这看似简单的行为鼓舞，毛泽东的坚韧性格、敢为人先的革命斗志是这么生动、真实。 ”深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对演员自身是一种洗礼，赵旭说，这是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要演好军人，先做好一名合格的军人”
1992年建军节，赵旭考入总政话剧团学员班，到团里学到的第一课，是“要演好军人，先做好一名合格的军人” 。半年的时间里，学员按新兵标准严格训练，吃了不少苦。开始专业学习以后，赵旭回忆，“团带班”就像一个家一样，“团里有好传统，老演员是好榜样，我们都是传承者” 。当时话剧团缺少年轻人，演员都是40岁左右，战士、孩子等形象没人演，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为团里的大戏“跑群众” ，参加、观摩演出的机会多，接触到很多老演员，“我们从团里老同志的身上，学到了对艺术的执著、对自身的约束，他们认真的态度、优秀的品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
与前辈演员共同演出，令赵旭获益匪浅。他曾和郭达一起出演话剧《日出》 。“我演王福生，郭达作为前辈，给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教给我许多窍门。后来他一直关注我，我演《生命档案》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等剧目，他看了戏，第一时间给我发了很长的短信，告诉我哪里演得好，哪里还可以再琢磨。 ”两人曾一起和北京人艺的演员出演话剧《白鹿原》 ，导演要求剧中所有人物都说西安话，郭达主动担起台词辅导工作。排练的两个月中，每个演员都找他“过台词” ，他耐心地教给大家每句台词在西安话里怎么说。北京人艺的工作作风、艺术氛围也令赵旭深受感染，“老演员给年轻演员说戏，无论演什么都一丝不苟” 。赵旭回忆，有一场演出发生了误场，白嘉轩的扮演者濮存昕上场迟了几分钟，“第二天，他工工整整在剧组公示栏写了一封致歉信，要求贴到这一轮演出结束，表示决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赵旭说，“大艺术家、男一号，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深受感动。 ”
在创作过程中给予赵旭巨大启发的，当属导演宫晓东，赵旭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宫晓东的指导下完成的。赵旭说：“他喜欢在排练中发现演员的闪光点，有一些下意识的言语、动作，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他鼓励我们先张扬出来，像一棵树，先长出许多枝枝杈杈，他再来修剪。 ”
在话剧《生命宣言》中，赵旭扮演马克思。演到青年马克思与对手辩论，翻着对方的著作，满是不屑一顾，导演宫晓东问，你翻着翻着，该怎么样了？赵旭把书一扔，宫晓东说，扔得好。赵旭说：“后来我想，越是演这样的人物，越要寻找他身上接近于普通人的情感，这样才更真实，马克思年轻时血气方刚，跟不同理论者激烈辩论，书一扔，跟观众就更近了。 ”
马克思有个习惯，身上总带着一支笔，想起什么都会记下来，他去世前的一场戏，恩格斯来看望他，女仆要走了那支笔，表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思考问题了。排练中，演到马克思把笔交给女仆，女仆满意而去，宫晓东问，交完了怎么样？一提示，赵旭让马克思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对恩格斯一笑，大思想家晚年可爱的一面，跃然舞台之上。“这支笔并没有结束用途，当马克思与恩格斯结束了对话，他的灵魂进入天堂，音乐响起，是一曲《欢乐颂》 ，他坐在轮椅上，笔幻化成了指挥棒。 ”赵旭说，“是导演和演员之间互相激发、反馈带来了更丰富、更巧妙的舞台呈现。 ”
在话剧《谁主沉浮》中，赵旭也是毛泽东的扮演者。他回忆，刚进入剧组，分发剧本之后的闲谈中，他发现宫晓东桌上有一本书《毛泽东最后风雨七年路》 ，作者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跟踪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记录了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就拿起来翻看，看了图片，还想读一读文字。我不知道，导演一直在暗中观察我。 ”赵旭问宫晓东借这本书，宫晓东欣然应允。后来赵旭才知道，这本书原本就是为他准备的，由于当时赵旭比较年轻，导演担心他把握不好老年毛泽东形象，在机场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打算给他作参考。“我背台词期间，一有时间就把书翻出来看，对我演好老年毛泽东形象太有帮助了。 ”赵旭说，演员要先在自己脑子里形成人物的影像，经过恰当的外化，才能演得惟妙惟肖。在《谁主沉浮》中他设计了一个细节，老年毛泽东不戴老花镜，用放大镜看竖版《红楼梦》，很多人说“太像了” 。“其实这是书里写的。 ”赵旭说。
舞台上的得心应手，还得益于常年下基层演出。“每一次下基层，给官兵演出，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质朴，他们给了我们一块可以回归的土壤。 ”赵旭说，他如今“上了点岁数” ，演不了战士，就比较关注基层干部，“十年前，农村战士比重大一些，近几年城市战士多了，城市青年思维活跃，基层干部带城市兵和带农村兵，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下基层主要体验、了解基层干部跟城市兵、农村兵怎么交流。 ”赵旭说，基层宣传队创作了很多部队题材小品，就像营养包，能帮他补充许多素材和灵感。这几年下基层，小品晚会的形式居多，在战士中大受欢迎，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同时，很多基层指战员反映，这样演出一次，胜过许多思想工作。
“我还到过两个人的哨所，七八个演员为他们演出，两个战士很不好意思。到过夫妻哨，两口子看守一处军事设施，他们养了一条狗，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天从哨所骑电摩托到山脚下，才能等到学校的班车，山路崎岖，很不好走。他们都是老士官，坚守多年，他们承担的也不是多大的任务，但正是这种平凡奉献，尤其不易。还有一个战士在铁路边的小房子里值班，每天两点一线，走几十公里往返岗位和连队。 ”赵旭说，为他们每演出一次，就更深切地感受到战士在基层的艰苦和默默无闻，重新坚定了自己为军人服务的信念，“他们为我带来洗礼，也为我带来动力和创作冲动，激励我不断思考，怎么把更好的作品奉献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