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可以改变,“道统”是不能改变的
——台湾著名导演李行谈电影
作者:本报记者 赵志伟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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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8080">电影《原乡人》海报</font></p>
<p>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说,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都是来自‘唐山’(在台湾,‘唐山’是对大陆的代称),中国就是我们的原乡。 ”十年后的1986年,台湾著名导演李行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唐山过台湾》(指历史上从大陆到台湾开基创业的移民活动)。2016年,又是一个时间节点,86岁高龄的李行莅临不久前在京举行的第八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影展,每当忆及他口中的“唐山” ,李行都声若洪钟。</p>
<p><strong>  “健康写实主义”并非完全照搬社会现实</strong></p>
<p>  李行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底随父迁台。“在1947年和1948年,很多人都跟着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当年我还在苏州大学读一年级。 ”李行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我在苏州读的是艺术教育系,到台湾以后寄读台湾师范学院(后来改称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当时想着以后能回来,但没想到现在还在台湾。 ”李行说,读书时他的兴趣就在戏剧,而不是教育专业。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剧团活动,不仅演戏,还亲自参与导演,执导过夏衍的《岁寒图》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则》两部戏。“除了在学校演戏,我同时也参加社会上职业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是在舞台上成长起来的。 ”李行表示。</p>
<p>  李行的导演之路充满戏剧性,他在从事电影演员遭遇打击之后,转而一心从事导演工作,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我是看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映中国现实、描写人民生活疾苦的现实主义电影成长的,那个时候我看电影,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做导演。到台湾以后,我从演话剧开始,慢慢有机会参加电影演出,后来被一些导演羞辱以后我就退到幕后,开始走导演的路子了。 ” 1959年,李行和两个朋友联合导演、由他担任执行导演的闽南语片《王哥柳哥游台湾》问世,宣告了他导演生涯的正式开始。</p>
<p>  与此同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心团结,海峡对岸的很多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的大陆人,原本期待着尽快回到故乡的愿望越来越渺茫。 “很多人离开了家(大陆) ,有的太太没来(台湾) ,有的父母没来(台湾),有的儿女没来(台湾) ,所以很多家庭都是离散的。那时候,人心是非常苦闷的,一年一年,越来越觉得回大陆希望渺茫,非常悲观,不晓得前途在哪儿。 ”李行回忆说,作为从大陆迁居台湾的电影人,他对当年台湾的这种真实社会现象感同身受,因此其随后执导的第一部普通话电影《街头巷尾》就立足于此,故事中讲述大家都没有钱、没有土地,一起杂居在现在所说的“违章建筑”中, “是一些小市民住在一起,守望山河的故事。 ”李行说。</p>
<p>  “拍《街头巷尾》前,我拍了12部闽南语电影,那时投资人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但我逐渐在觉醒,而《街头巷尾》就是我自己想拍的电影。 ”李行说,尽管包括《王哥柳哥游台湾》在内,他所拍的闽南语片在岛内深受观众喜欢,但其内心里更加倾向于“不走寻常路” 。恰巧,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 (简称“中影” )刚改组,总经理龚弘刚上任后,为了与香港等地的电影公司竞争,决定投拍更多像《街头巷尾》一样描写台湾真实故事的影片,龚弘刚遂提出“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 ‘中影’推出的第一部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就是李嘉和我联合导演的《蚵女》 ,写渔民的故事。紧接着,第二部是描写农村故事的《养鸭人家》 。台湾经济发展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这两部戏确立了台湾电影反映现实的创作风格。 ”李行表示。他强调,他所拍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是选择性的写实,并非完全照搬社会现实。</p>
<p>  就这样, 《蚵女》不仅成为台湾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更于1964年斩获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再加上1965年李行独立执导的《养鸭人家》获第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两部作品开启了李行导演生涯的一个黄金时代,他的健康写实主义系列电影也由此成为经典,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街头巷尾》拍出来以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学者、大陆电影界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似曾相识,实际上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的延续。 ”李行认为,他的这一系列健康写实主义影片一脉相承于早期中国电影的传统,也就是他所强调的“道统” 。“拍《街头巷尾》传承了早期中国电影的道统,才有了今天的台湾电影。传统可以改变,‘道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一脉相承,台湾电影才能有直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 ”李行说。</p>
<p align="center"><img width="200" height="301" style="border-right-width: 0px; border-top-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complete="complete" uploadpic="W020160808295578548175.jpg" alt="" src="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page_6/201608/W020160808295578548175.jpg" OLDSRC="W020160808295578548175.jpg" /></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电影《唐山过台湾》海报</font></p>
<p><strong>  两波琼瑶电影热带火了台湾影市 </strong></p>
<p>  拍完《养鸭人家》以后,李行导筒一转,选择了改编琼瑶小说。对此,很多观众及电影研究者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去拍琼瑶小说呢?其实琼瑶小说非常不写实。 ”李行谈起来也乐不可支,认为她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男女爱情都是“不正确的” 。“当时,主要是为了增加观影人群,我就说我们不能一路去拍农村、渔村,也要拍一点观众喜欢接受的。 ”李行坦言,那时琼瑶的小说在台湾很受读者欢迎,“中影”就买了她的《六个梦》 ,于是他选择了其中一个故事进行改编,其后的电影名字叫《婉君表妹》 。“讲三个表兄弟追求一个表妹的荒唐故事……老大是个文弱书生;老二是个时代青年,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老三是个比较调皮的大男孩,最后难分难解时,老二出走去参加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了,这就是健康写实。 ”李行说。</p>
<p>  “紧接着,我改编了《六个梦》的第二个故事《哑妻》 ,拍成了电影《哑女情深》 。影片中男主角娶了哑女之后,没想到生下来的女儿也是个哑巴,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最后哑妻把女儿抚养长大。 ”李行说,“影片里反映的残障教育的问题,也是健康写实的表现。拍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实际上也有健康写实的部分表达。 ”同时,他也希望把琼瑶的小说改编成卖钱的电影。而实际上, 《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两部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大好,“很多公司和电影人就继续拍,大家都去向琼瑶买小说版权了,这是第一波琼瑶电影热潮,也把台湾电影带起来了。 ”李行回忆道。</p>
<p>  此后,随着一些电影公司急于赚钱而潦草拍摄,一度炙手可热的琼瑶电影从票房保证逐渐变成了票房毒药。1971年,李行导演了他一直想拍的电影《秋决》 ,不仅卖钱,而且荣获第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秋决》都拍成了,以后什么都可以拍。 ”事毕,李行对与他合作多年的编剧张永祥说。“再后来,我们发现在台湾很多女学生都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就决定拍一个以女学生为主角的电影。 ” 1973年,在琼瑶的推荐下,原本想拍《窗外》的李行拍了《彩云飞》 ,不期然又引发了第二波琼瑶电影热潮。 “我拍《彩云飞》以后大卖钱,琼瑶有了之前的失败教训后,就不再把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卖给别人了,只卖给我,我一口气拍了《心有千千结》 《海鸥飞处》 《碧云天》等6部琼瑶电影。 ”李行说。这之后李行导演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 《小城故事》 《早安台北》 ,重新回到健康写实主义的路上,且均相继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一时风头无二,使其成为著名的“金马奖”获奖专业户,并捧红秦汉、林凤娇、钟镇涛等不少电影明星。</p>
<p>  从1958年到1986年,数十年间,共计50余部影片,李行的故土情深在他执导的电影里深深印刻,以至于有评论认为他的创作偏于保守,坚持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拥护传统道德与家庭伦理。对此,李行表示: “我成长在中国传统的时代,专讲中国伦理道德。在我的电影里面,父亲是慈父,母亲是严母。实际上,现实生活正好是相反的,我父亲是严父,母亲是慈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 ”李行始终认为,他拍的电影就是中国电影。 “ 《原乡人》的英文翻译就是《中国,我的故乡》。”</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