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中旬起，笔者开始围绕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做了一系列采访，包括导演之一萧寒、制片人之一雷建军以及关键的电影主创、纪录片导演吴琦，他也是这部电影制片人之一，还是藏族摄影指导扎西旺加的推荐者。
“一定去看《喜马拉雅天梯》呀！想想吧，一直拍到登顶哎，地产大亨们花几十万才能看到的风景，你在电影院就可以看到啦！ ”这是笔者自8月14日看过该片点映后，逢人便“自来水安利”的一句话。虽然觉得，笔者选的这“卖点”势利又庸俗，但是直觉认定这句话对吸引大多数非山迷、非“藏粉儿” 、非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普通人而言，它可能最管用。
最终，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在全国2000家影院坚持挺过了两周，“市场”的脸色对它不曾和悦过——仅仅0 . 47 %的排片。这部‘玩儿命’拍的电影历时四年，片方把摄影机扛上了8848米高峰，才发现，最缺氧的地方原来是电影院。
影片的口碑呢？也是两极分化。大爱者众，不解者也有—— “假如登山者只是走路，一步一步，不哭泣，不悲伤，不慷慨激昂；如果登顶的瞬间，山并不会围绕你旋转，银河也不会瞬间升起又落下，这有什么值得看？ ！ ”
近日相映成趣者出现， 11月3日公映的灾难剧情大片《绝命海拔》 ，根据1996年真实发生的珠穆朗玛峰登山事件改编，世界著名登山家罗布·霍尔和史考特·费雪（第五次攀登珠峰者）分头带领两支探险队，在攀登珠峰过程中遭遇特大风暴，最终8名登山者不幸殒命。这其中的故事性听起来和看起来，似乎更像大多数人心目中理解、想象中的珠峰故事。
对于《喜马拉雅天梯》来说，登山圈和纪录片界的憾评主要集中在“举轻近无” ——弱故事、没冲突以及“把极限登山的高难度和生死攸关都说得太轻了” 。事实上，那些初衷与实现之间、内陆与藏地之间、信仰与商业之间、山民与“客户”之间；星空与冰川之间、生与死之间…… 《喜马拉雅天梯》拍到得更多，只是最终没有选择去强调。比如那些内地口音在雪山藏韵间显得跳脱；那些我们嫌其违和的“客户”们；那个到了大本营就流泪，峰巅上高呼“我终于看到这世界上最高的风景了”的女山友“跑鱼” ，其实，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头一年就已经上到过8400米高度。
“实际上登珠峰真正最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从顶峰下撤往8400米走的这个路上。大部分人体力用完了，氧气没有了。登完顶又兴奋，很容易放松。一休息，睡过去就死了，没有人能把你搬下来。 ”制片人雷建军告诉我，这也是在峰顶上向导只能煞风景地喊“赶快拍照赶快拍照”的原因。“2013年登顶下撤的时候，有一个人脑水肿了。那年是两拨人，前一天晚上有一拨人冲顶，还有一拨人在下面等着呢，第二天才能冲。因为珠峰太拥挤了，大家得排队。历史上高山救援是没有任何人被救下来的。但圣山公司的目标就是要零伤亡。最后尼玛次仁总指挥就去跟第二拨人说：‘你们能不能放弃这次登顶？我们要用掉所有的氧气和向导，去把这个人想办法从高处抬下来。 ’最后大家用了相当于接力救援的方式，把这个人救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那么高的海拔去做了一次救援。 ”雷建军说。
“跑鱼”就是当时那第二拨儿等待冲顶的人中的一个。当时他们已经登到8400米了，意味着原本第二天再花8个小时就可以登顶珠峰了，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就那一次机会。所以当时她们面临的选择就是：如果不放弃登顶，就要放弃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其实就是在影像内外断裂的戏剧性，如果观众获悉了女山友为登顶这一刻欢呼其幕后的故事，可能会更震撼。这背后的勇气和人道主义关怀都在这一声声呼唤之中。
说到死亡， 《喜马拉雅天梯》并非没有拍到，最后放弃呈现的，还有那些“尸体” 。“大家在片子当中有看到尸体吗？当这边一群人在攀登的时候，旁边躺着一个人，其实那就是尸体。并不是躺在那休息的登山者，是再也不会站起来的。那些遗体已经都风干了，他们必须要跨过去的。在我们2014年的拍摄当中，他们总共清理了挡在路上、必须要迈过去的9具尸体，把他们放到石头后面，相对不会干扰登山的地方。 ”导演萧寒在点映现场的交流环节中特意提到。他们拍到了，特写，“但我们最终没有剪进去。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强化这些东西。 ”这是制片人雷建军的选择。
萧寒说：“每个人都会面对矛盾、纠结和现实。其实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去登山，或者说我就要在极限运动当中体验什么，但这一生我们要过的山还是挺多的，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座山想要去爬，但可能永远都爬不上去。这可能也是我们想表达的。 ”
这一次《喜马拉雅天梯》主创们想爬的这座“山” ，自始至终很明晰，是一个关于西藏登山学校中藏族少年成长的故事。在时代、时尚、商业的长风到处，当命运比之旧日有了更多选择时，镜头始终跟随的是他们在传统与现代间、略显懵懂但依然率真的成长。于是星河、冰山、绝岭的生死、陌生远方的财富和到来的人们，以及那些在藏人信仰理解之外种种对登攀的执念，都注定只是背景。
这是一部独立纪录片在制作上的任性，并为此不得不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