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战文艺之所以能化成具有极大战斗力的“真刀真枪” ，也在于它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核。在烽火中历练、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心怀家国，总是能敏感地捕捉到广大人民的心灵呼唤，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带有着浓烈的时代印记，积聚着巨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能量。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提出文艺要为群众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将中国的文艺运动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刻指出文艺工作肩负的时代责任，深情寄语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联即召开相关主题创作座谈会，动员、部署主题创作工作，先后组织画家、书法家、摄影家等赴淞沪抗战纪念馆、滇西抗战遗址、安徽泾县新四军抗战基地等地采风创作；参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的创作，举办了相关主题的音乐会、戏剧专题剧目汇演和苏联“二战”题材故事片鉴赏系列讲座等活动，推动创作和纪念活动。本版刊登的是上海市文联委托会刊《上海采风》杂志走访的一批上海文艺工作者的体会，请他们回望抗战历史以及抗战中的文艺战士和文艺作品，并借此深刻思考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等问题。
——编者
黄准（作曲家）：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的音乐作品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寇大举侵犯中国，我跟随父母逃难到镇江附近的乡下。有一次我跟姐姐到菱塘里去采菱时，姐姐唱起了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她的歌声使我强烈感受到了东北同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家园的悲苦和仇恨。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我跟着母亲来到贵阳，后到离贵阳70多里地的湄潭中学读书。湄潭中学校领导中有不少进步分子。他们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 ）的分支机构。我首批参加了这个学生组织，这也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投身到了抗日活动之中。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贵阳，跟着当时贵阳生活书店“民先”队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国民党逮捕了“民先”队员，包括我在内。之后中共地下党把我营救出狱，并把我送往延安深造。我成了鲁迅艺术学院最小的一名学生。我先进了戏剧系，后来转到音乐系，成为冼星海先生的“关门弟子” 。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发表了讲话。当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尽管没资格出席会议，但经过各种方式的传达报告，我感受到“文艺为谁服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为加深我们的理解，毛主席还亲自到鲁艺作了报告。从学习音乐开始，我就一直跟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也希望用音乐来表达当代人们的感情。最近我写了一个大合唱《梦想花开》 ，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吕其明（作曲家）：战火的洗礼让我一辈子要为人民抒怀
作为一个抗日老战士，对抗日战争我有很多刻骨铭心的回忆。1940年，我10岁时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师“抗敌剧团” 。作为一个小团员，我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
很多人问我，你10岁就参加新四军，有那个觉悟打鬼子吗？但我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我的父亲吕惠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祖国。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43岁时父亲走完他的光辉一生。父亲的壮烈牺牲在我心灵深处耸立起一座信念意志与情感的丰碑，这座丰碑在我的作品中间，歌的旋律中间，都以不同的形象展现出来。
1940年，我所在的二师“抗敌剧团”演出了抗日题材的歌剧《农村曲》 ，我演一个逃难的孩子。歌剧最后有一个大合唱，非常激昂。唱完后，剧中的“王大哥”就开始报名参军，这时台下几个青年小伙子也跳上台来，要和他一起参军。这说明文艺作品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这么多年来，我95 %以上的作品主题都是歌颂祖国、人民，歌颂党。26岁时我为故事片《铁道游击队》创作了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 36岁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此外，我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白求恩大夫》 《焦裕禄》等两百多部（集）影视剧作曲。离休后，我写了纪念烈士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 、弦乐合奏《龙华祭》等。82岁时我创作了交响组曲《使命》 。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也用我的实际行动来纪念，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交响音画《一支抗日游击队》 ，表达我作为一个抗日老战士的切身感受、真情实感。
李蔷华（京剧表演艺术家）：要传承演艺界前辈的家国情怀
我出生在武汉，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我还小，为了逃难，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姊妹几个跟着当时的曲艺队到了重庆。随后我的父亲坐船过来，然而这艘船据说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没有了音讯。
日本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两天内把重庆城炸毁了。当时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到处躲避轰炸。重庆有个地方叫临江门，靠着码头，离我们住的房子比较近。一次，我们在临江门坐着，看到很多尸首被扔到江里，非常凄惨。后来，我们逃到江津区，因为没有认识的人，只好住在公园里，晚上睡在露天的戏台上。一直到抗战快胜利的那几年，我们才算安定下来。如今我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永远忘不了那时经受的磨难以及看到的惨状。
抗战期间，我们也听到不少演艺界的老前辈以各自的方式抗敌的故事，体现了他们的志气。比如，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宁可卖字卖画养家，也不给日本人演戏。又如程砚秋先生拒绝为日寇演出。为此日寇和汉奸怀恨在心寻衅报复。一次，在天津站，几个“红帽子”借故对程先生进行搜身，并将他带到一小房内，打算动手打他。程先生背靠柱而站，挥拳还击，将“红帽子”打得狼狈不堪。日本人对程先生的处处刁难，让他非常气愤，于是决定到北京西山的青龙桥务农，以“停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1953年，我加入了武汉京剧团。在剧团里，我们演了《节振国》等不少抗日题材的京剧，演节振国的是著名演员高盛麟，我演节振国夫人。还有像《郑成功》 《戚继光斩子》等，我也参与了演出，演出效果很好。
陈丹燕（作家）：为自己的信仰坚守一生是幸福的
前几年，我写了《莲生与阿玉》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父亲和姑妈。我父亲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学生，是共产党员。对我父亲来讲，书中提到的只是他的经历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其实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他对理想的追求。他的同事全都是这样的，有坚定的信仰，以能够奉献为荣。我父亲认为在延安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其实延安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七年，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在延安那种向上的精神，有志同道合的人，觉得自己能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他的整个年轻时代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度过的。其实这也跟他个人的自尊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被日本人这样欺负。
我父亲从十五六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信念，一直坚持到92岁，从来不动摇，对此我是很佩服的。我一直觉得，我的父亲是幸运的，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并能为自己的信仰坚守一生，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
《莲生与阿玉》这本书出版后，我父亲很用心地指出一些写错的地方，并且认真签名送给他的朋友和家里的晚辈。他还特地签了一本书送给我女儿未来的孩子。我女儿那时候才20岁出头，在美国，他在书上签的是：希望你的妈妈能够让你学中文，然后看这本书。
王小鹰（作家）：作为新四军后代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
我父母、我公婆都是新四军三师的，他们参加过好多战役，消灭过很多日伪军。我母亲从1998年开始写她的回忆录。我对她说，你不要出这样一本回忆录，我来给你写本小说，我会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看你们那辈人的生活。她很开心。我妈妈写的素材我已经看了好几遍，我希望我写的小说要有些思考，所以一直落不下笔。2011年，妈妈过世了，小说还没有写出来。我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去年我母亲过世三周年，我跟几个妹妹寻访了父母抗战期间在苏北根据地活动的行迹，瞻仰了父亲当年主持整体设计并雕塑塔顶新四军战士像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苏北淮安是历史名城。抗战八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淮安足有七年之久。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我父母都参加了解放淮安的攻城战斗。我母亲先期被任命为中共淮安市委书记，带领同志们深入到周围村庄发动群众，筹备军粮，组织担架队，并向敌伪军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我父亲当过鲁艺工作团美术教授，也当过画报社的总编辑。战斗打响后，他和战士们一起冲锋。战斗胜利后，他用木炭笔如实记录下淮安人民热烈迎接子弟兵进城的盛况。
这趟回苏北我收获很大。不久后， 《收获》杂志编辑跟我约稿，我就写了篇游记《苏北行》 。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个行走的故事写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有不少人讲，共产党从没打过日本人。我是新四军的后代，我觉得我有责任用笔还原历史真相，新四军、八路军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敌人的后方，牵制了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陈甦萍（长宁沪剧团团长）：理解了英雄人物的信仰才能演好英雄人物
今年2月，我们剧团的新编沪剧《赵一曼》在上戏剧院首演，至今已经演了两轮。目前此剧已被文化部选入全国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巡演，同时又被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选中参加今年的国际艺术节展演。
《赵一曼》这部戏的上演了却了我八年前的心愿。那时我看了赵一曼与日本人抗争的故事后，深受触动，就想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但因为经济等条件有限，直至今年我们才上演。
1957年，长宁沪剧团老艺术家顾月珍老师也演过《赵一曼》 。这次，新版《赵一曼》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创新。现在的舞台呈现、表现的手段、故事的切入口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我们更强调了人性化，从赵一曼与儿子分别时的合影到牺牲前给儿子亲笔写的信，这些细节让赵一曼这个形象更加有血有肉。
今年7月1日，我们剧团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了一个共建活动，我们专门为老红军、老战士、老干部进行了专场演出。演出时，掌声很热烈。他们表示，虽然当时没有跟赵一曼一起工作过，但他们认可我在舞台上展现的赵一曼。看这个戏也让他们回想起当年抗战的岁月。
茅善玉（上海沪剧院院长）：文艺的样式可以变教化作用不能变
这次纪念活动很隆重，各界人士用各种形式铭记那段历史，那么文艺家要用文艺的样式来展现。去年我们沪剧院创作了《邓世昌》 ，虽然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和人，但其实也有现实关照。 《邓世昌》演出时，为何台下观众给予那么热烈的掌声，我想是因为他们内心被舞台上邓世昌的那种情怀所感动。其实我们内心都有这样的情怀，但有时要有一个契机将之激发起来。
今年，我们把沪剧的经典剧目《芦荡火种》拿出来复排。 《芦荡火种》是沪剧的一个标杆性的作品， 1960年首演至今已有55周年。当年先有了《芦荡火种》 ，才有了后来的京剧《沙家浜》 ，才有了后来国内很多艺术团体对《芦荡火种》 《沙家浜》的移植演出，说明这个剧的影响力很大。至今这个剧依然有可看性，那些人物都很有生活的质感。今年，我们还新创作了一台戏《上海往事》 ，也讲到了抗战，希望花更多时间将之打磨成一个好作品。
沪剧是一个真正与城市同行、与时代同步的艺术样式。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沪剧都有相应的反映那个时代的戏。这是沪剧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
施大畏（上海市文联主席、画家）：通过深刻纪念回到创作的原点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什么地方，先烈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要缅怀什么，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纪念这个胜利。纪念胜利的目的不是加深仇恨，而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同时让大家知道人类祈愿和平。
近日，“民族脊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展”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美术作品方面有这么几个板块：第一板块是上海文广局、中华艺术宫所收藏、征集的120多件藏画，这些藏品中有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中的老艺术家创作的版画，这批作品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第二个板块是，我们这代人通过对历史对生活的认识、感受，用我们现在的眼光重新来描述历史文脉中的几个大事件。这届上海美术大展中有30 %的作品是现在的青年艺术家为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创作的。第三个板块是战地写生美术作品展，之前上海美协组织了一批艺术家开展了抗日战场采风写生活动。站在当年的战场上，想到70多年前这里曾经硝烟弥漫，艺术家更能感受到今天生活的美好。
我一直喜欢画历史画。这次我画了一张反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作品。为何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以及他所带领的八百多壮士的精神永存，因为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可以牺牲一切，他们有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忠诚。
梁波罗（电影表演艺术家）：偶像抗战剧不能亵渎历史
我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生的，虽然没有直接上战场，但也受到战争的波及，在襁褓时就开始随家人不断地逃难，从昆明到越南，再到香港，最后辗转来到上海定居。
我真正对这场战争有所了解是通过文艺作品，通过出演一些抗战题材的影片，比如《 51号兵站》 《小城春秋》 《蓝色档案》 《澳门往事》等。这些影片主要描述的对象，包括我所扮演的角色，大都是地下工作者。
我拍《51号兵站》时，影片的编剧张渭清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小老大”这位传奇式英雄人物的原型。他告诉我，他们开展工作时，紧紧把握住了两条：一条是党的观念，一定要服从上级党组织对你的安排；第二条是群众路线，只有依靠群众，跟群众交朋友，他们才肯为你做掩护，为你传递消息。几十年来， 《51号兵站》这部影片一播再播，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又重播了。为何有那么大的生命力？因为这段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去铭记。
为何《地道战》 《地雷战》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批抗日题材的老片子，人们现在没有觉得很陈旧，因为真实。现在一些导演会把一些真实的故事拍得很荒诞，这不是技术问题，是观念、态度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文艺的教化作用非同小可，我们那个时候所受的教育，有一大半来自电影，那些英雄人物的宁死不屈、光明磊落，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历史是不容亵渎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否则会误人子弟。
娄际成（话剧表演艺术家）：替百姓说真话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责任
在我的演剧生涯里，抗日战争背景的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估算一下，抗日背景的戏我大约演了7个。在上海戏剧学院三年级时，老师朱端钧先生排演了夏衍的代表作《心防》 ，讲述了上海孤岛时期，新闻界、演艺界等坚持抗日斗争的故事。我演一个报社的大主笔刘浩如。之后我又参演了《甲午海战》 《邓世昌》 《战斗的青春》 《闯江湖》等。1964年，我们又演了一台反映抗日的戏，包括《把眼光放远点》 《十六条枪》 《放下你的鞭子》三个小戏，当时反应非常热烈。
抗战时期，在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基础上，抗敌演剧队在武汉成立，共分10个队，运用演剧、歌咏、文字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抗日。抗战演剧队通过文艺的形式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对生活要有信心，同时演剧队也宣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并且鼓励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
可惜，现在有些抗日剧非常肤浅，对历史很不负责任。为了讨好观众，把剧中的日本人演得不符合史实，这实际上是在误导对历史不了解的青年观众。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要真实地把日本侵略者形象真实刻画出来。创作时，我们要对第一手的资料做研究，根据资料提炼出那个历史环境下，那些特殊的人物的心理感觉、思维逻辑，写出那个时代的有个性的人物。
奚美娟（中国文联副主席、表演艺术家）：在历史发展的大节点上文艺工作者是不缺位的
去年下半年我参与了抗战剧《嫂子，嫂子》的拍摄，最近在地方频道播出，据说收视很好。其实从去年开始，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者已经开始为配合今年的纪念活动提前进行创作了。很多抗日题材影视剧的出现，说明在这个节点上，文艺工作者有一种文化自觉，起码表示自己要参与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证明文艺家在这个活动中是不缺位的。这几天，我参加了江苏省举办的一个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上海特意跑到南京，北京的一些艺术家也纷纷赶来，大家都有一种热情，都特别认真。在国家很多大的节点上，文艺工作者都非常自觉地用文化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
同时，并不是因为有纪念活动了，我们才去创作，才去表达的。文艺界人士都觉得有责任用文艺的方式去警示未来，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看到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欧美国家，基本上每年都有“二战”题材的电影出现，大部分都是从民间以及个人命运的角度来折射战争的残酷。我们国内也经常有这类题材的作品出来，一直延续到今年有一个集中的体现。
就像习总书记说的，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这样的话特别能表达所有人的一种态度和心声。这个就是人心所向，希望和平的人都在为此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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