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剧照

　　由孟冰、冯必烈编剧，王晓鹰执导，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伏生》 ，作为国话2013年压轴、 2014年开山且兼国话组建12周年的庆典之作，自上演以来，获得好评无数，在全国巡演中亦获得广泛赞誉。近日，该剧作为“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重要作品之一，重登国家话剧院剧场，引发新一轮的热议。话剧《伏生》从剧本、导演、表演、舞美、音乐等方方面面均表现出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显现出国家级艺术院团的品质。

　　在艺术表现方面，该剧延续了王晓鹰导演的风格，个性特征明显。王晓鹰曾说：“我喜欢这样的戏剧：在尖锐程度和紧张程度大大超出日常生活可能性的戏剧情境中，在近乎极端、近乎残酷的人生境遇中，灵魂受到逼迫，生命遭遇窘困，人物不得不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于是人格释放出特殊的力量，人性焕发出特殊的光彩，灵魂在特殊的关注和拷问中呈现出特殊的品质和意义。 ”就《伏生》来讲，完全满足了王晓鹰对戏剧的这种期待：伏生的人生经历、他的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心的逼仄，以及他“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 、他的“人格释放出的特殊的力量，人性焕发出的特殊的光彩” 、他的“灵魂在特殊的关注和拷问中呈现出特殊的品质和意义”都使这部戏契合了王晓鹰的戏剧理念。也正因为此，在这部戏中王晓鹰对其近年来在话剧艺术形式、表现方法方面所进行的尝试进行了集中的运用与展示。例如：当伏生的儿子和妻子相继死去，周围人们对他误解，他自己内心也在剧烈挣扎时，从背景上巨大的白色面具的眼中和脸上流淌下的“鲜血”使人不禁想起《霸王歌行》和《理查三世》中，雪白的宣纸作为背景的“墙上”流淌下的那一行行“鲜血” ；而在表现“焚书”与“坑儒”这一重要场景时所使用的巨幅红绸，与其执导的《深度灼伤》结尾处的艺术处理实无二致。不仅是这些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致，而且其中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和深刻意蕴也是完全相同的。在《霸王歌行》和《理查三世》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手法、形体动作和程式化的借鉴与吸收，这次被更加娴熟地运用到了《伏生》之中，延续了王晓鹰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而剧中出现的脸谱、面具、行头、身段、打击乐等在王晓鹰以往的作品中也都有迹可循。可以说， 《伏生》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集王晓鹰近年舞台创作之大成。

　　然而，也正是由于是国家级艺术剧团的作品，观众也会更加挑剔些。与大部分的剧评人不同，笔者对这部剧还有些个人的看法。

　　在内容方面，造成戏剧冲突的原因不够充分，人物形象不够厚重。剧的开始，权倾朝野的丞相李斯在奴隶中选择隐兮为“卧底”潜伏在伏生身边，随时向其汇报伏生的动态。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可以看出李斯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以李斯与伏生所处的位置和身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仕途上，伏生都不会对李斯构成威胁，他们在“朝廷”上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即便在文化上，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与以伏生为代表的儒家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也没到必须安排“特务”时刻“监视”的地步。这样的内容处理，多少有些刻意。虽然该剧的创作者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戏表现出穿越历史的宏大的思想和文化主题、希望关注“用个体生命扛起文化传承的重大任务时，在生活和生命这两难的极致困境中如何选择和坚守”的问题，但由于缺乏有力支撑，使得这些努力与意义追求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从而动摇了作品的主题与意义。与之相一致的，是将李斯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奸佞小人，擅权专横，具有很深的城府，挑拨离间，处心积虑地陷害他人，是“恶”的代表。他与伏生的矛盾纯系个人恩怨，与政见、文化无关，用剧中人物的话说是伏生“不像其他人那样可以如蚂蚁般被他碾死” 。甚至不顾历史史实地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描绘成李斯出于个人恩怨打击、戕害伏生的“手段” ，显现伏生的文化担当。这种“有意”地“利用”历史，抬高人物和剧作价值、剧作意义的做法，多少给观众带来荒谬的感觉。假如剧作能够将李斯塑造成一位大公无私的、一切以大秦帝国利益为重的“贤相”的形象，将他与伏生的矛盾上升到政治、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或许这出戏的悲剧性、震撼力和思想深度会更能凸显。

　　或许是为了表现伏生“大文化”的胸怀，也为了使这部戏更具深远的“文化”意义，创作者特意让人到中年的伏生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 、老年伏生经历汉武帝实行董仲舒提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次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但却经不住推敲，忽略了人生百岁这一自然规律，给人以虚假的感觉。而剧中众儒生喊出的“创造美丽新世界” 、伏生女儿羲娥发表的那一番哈姆莱特式的“有为还是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感慨，都和整部戏相脱离，略显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