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光阴的故事》剧照
近日，吴念真导演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在北京、上海上演，借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中国电影资料馆特别举办了吴念真主题系列影展，放映《无言的山丘》 《恋恋风尘》 《儿子的大玩偶》 《光阴的故事》四部他参与创作的台湾新电影经典，吴念真也来到电影资料馆，与观众进行座谈，分享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
作家、编剧、导演……吴念真笑说每个身份都是人生的意外。大家想知道，在这些身份中转换自如，是他特别有天分，还是偷偷下了许多苦功，而他却说：“我每次写完一个东西交出去都会心虚，觉得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会做得更好。我们不是在鼓励中长大的一代，而是被要求甚至被苛责下长大的一代，所以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有机会就应该好好做。 ”
吴念真之所以开始写小说，跟他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十几岁的时候忽然失业又被骗，他就把被骗的经过写成小说发到报社，没想到报社给的稿费竟然比一个月的薪水还多。当有人说“你的小说很像剧本，你要不要尝试着写剧本？ ”他想那就写写看，结果写到第三部就得了金马奖，到如今已经写了90多部电影剧本。最初做话剧也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剧团有新戏请他去看，他觉得不好看，“他们说看不懂的才比较艺术，可是我看得很辛苦，鼓掌鼓得也没劲” 。结果朋友说：“那你写一个剧本来看看。 ”之后他就真的写了一个剧本，还亲自做了导演，这就是《人间条件》系列话剧的开端。
《台北上午零时》是《人间条件》的第三集，也是吴念真的话剧首次到大陆演出。话剧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到城市工作，一直延伸到中年的故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怀抱着非常单纯的梦，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他们整个的生活就是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爱情的想象。而谈及把这部剧搬到北京和上海的原因，吴念真说：“相信在这些大城市里面，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年轻朋友，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梦，虽然时代不一样，但应该会有同样的心情。 ”
吴念真之前在大陆待了一个多月，到处走走看看，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地方，他也希望观众透过这部话剧呈现的生活细节，去理解那个时代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的困顿。“我觉得透过文学、戏剧、电影这些媒介，人们才会真正地互相了解，而不是电视新闻和报道，那些是不准确的。 ”
不少影迷对于台湾电影的认知，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电影作品，尤以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为首，他们也被视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性导演。台湾电影新浪潮以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拉开序幕，开启了所谓的“电影新浪潮”风格，作品也从早期的悲情或言情风格，更多转入了社会写实，大量从本土文学中吸取养分的电影在当时成为对台湾现代生活的记录。而这些作品中的很多，都有着一位同样的幕后推手：吴念真。
回忆起自己任职于台湾“中影”公司的日子，吴念真说，上世纪80年代初，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7个香港新锐导演去台湾参加金马奖，他和好友小野负责接待。看着他们在台上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样子，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人家都已经被称为新锐导演了，我们怎么没有新锐导演？ ”于是他们决定借助电影公司的资源和机会，制造台湾新锐导演，首部作品便是《光阴的故事》 。
“这部电影找了四个导演来拍，因为导演都需要成绩，而机会又很难得，如果一部电影有四个导演，拍两部这样的电影，就可以‘打造’八个新锐导演。然后我们就去找人，拍之前跟他们说，‘你们的内容自己设计，完全不用理会老板讲什么，只要协调出有同样调子的东西就好了。 ’第一次看到剪接出来的片子，老板差点昏倒，大家拼命跟他解释，‘你看第一集的时候小孩子都赤脚，第二集的时候就会骑脚踏车了，第三集骑摩托车，第四集时就是夫妻开汽车，那就代表了台湾电影进步的情形’ 。 ”吴念真说。
结果， 《光阴的故事》上映之后非常卖座。那时候用的宣传语相当夸张——30年来唯一公开放映的艺术电影，因此很多追寻艺术电影的人都跑来看。也因为这样，那个当初险些晕倒的老板就被说服了，第二年又推出了《儿子的大玩偶》 。
在吴念真眼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伟大的两部台湾电影是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他回忆起， 《光阴的故事》中的第二段是杨德昌导演的，那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杨德昌闪烁的才华，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导演一定会扬名国际。而不少新浪潮时期的导演喜欢用长镜头，这种美学方式独具东方意味，也跟使用大量非职业演员有关。在吴念真看来，非职业演员有时候会有意外惊喜，也会有那种让创作者完全崩溃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固定的位置，有时候拍着拍着，突然就从镜头中消失了。因此他对侯孝贤说，“你用的是人类视觉，把镜头卡在固定的范围里面，让故事在这个地方自然发生，也不用再去换一种景别，反正他下一次演肯定和这次不一样。 ”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批优秀作品的推出，台湾电影开始被世界关注，并被邀请到世界各国参加影展。那时候吴念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电影当做最简单的平台，让更多的人透过电影去理解台湾：人们经过什么样的历史，怀抱什么样的期待，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然而他发现，虽然很多台湾电影在国际上得到了赞美和重视，但是在市场上卖得却不是很好。于是他发起《台湾电影宣言》 ，副标题是《给另外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 ，建议政府有计划地为这些电影提供帮助。两年之后，台湾就有了电影辅导金，政府每年出钱资助几部电影，导演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他们想要的电影，并代表台湾去世界各大影展。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关注现实、关注内心的电影却越来越少。吴念真坦言，“ ‘脸书’或者微博时代，当每个人都只愿意跟那些社交软件相处，而不愿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作品慢慢走到自我世界很正常。当人被一个这么小的手机制约住了，而且以为它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创作者自然会走向狭隘。日常生活里你已经不关心、不抬头看看你旁边的人了，你在作品里面怎么会看到更宽的地方？而且如果你注意的都是你‘朋友圈’那些小小的消息时，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 ”
在讲座的最后，主持人问吴念真，“你觉得新浪潮还有可能再次来临吗？ ”“不会。 ”他有些悲观地说：“我宁愿我是错的，但我认为华语电影新浪潮不会再重现了，因为现在的所有创作都已经被商业控制了，以创作者为主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不会再来了。 ”对于真正热爱电影的人来说，其实无论是否“新浪潮” ，大家希望的都只是在被大片和微电影充斥的当下，还能有吴念真这样的一些艺术家，他们不砸钱、不炫技、不媚俗，只是安安静静讲故事，说一些内心的话，温柔地攻陷人们封闭太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