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世纪，对于文化变异而言，只是历史一瞬间，但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在20世纪的100年间形成了70年积淀和30年爆发这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文化现象，完成了通常文化质变需要几百年才见成效的历史使命，令人刮目相看。

　　目前，超一流的民乐演奏团体如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的崛起，为全国各地民族管弦乐团体的建设树立了表率作用。

　　20世纪西方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国，对中国人“耳朵”产生最大颠覆是西方“复音”体系的影响，即各种音乐形式多声部立体化音响追求渗透到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各种形式之中，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审美观念超越国界成为一股世界性时代潮流，和传统音乐血脉相连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也挣脱了传统的桎梏进入现代音乐的质变时期。

　　一个世纪，对于文化变异而言，只是历史一瞬间，但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形成了70年积淀和30年爆发这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文化现象，完成了通常文化质变需要几百年才见成效的历史使命，令人刮目相看。

　　1927年，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即说：“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我们想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明确提出国乐改进需要“介绍西乐” 、“配合复音”的主张，实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远大理想，并创作了“二胡十大名曲”和三首琵琶曲以及一首丝竹合奏曲，成为传统音乐与现代作品的分水岭。1919年，郑觐文成立“大同乐会” ，宗旨是“复兴宫廷雅乐，实现世界大同” 。但是，时代潮流却把他推向我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创始人地位。1933年4月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郑觐文和柳尧章根据五首古典乐曲整理改编的《国民大乐》，第一次将乐队分为管乐、弹乐、拉弦乐、击乐四大声部，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多声部特征的基石。1934年聂耳担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副主任时组织“百代国乐队” ，灌录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聂耳曲）、《彩云追月》（任光曲）、《花好月圆》（黄贻钧曲）等10余首合奏曲，成为我国小型民族器乐合奏的经典名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四大元素——作曲家创作、演奏团体、指挥家和演奏家开展全方位的建设，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1953）、新影乐团（1956）、上海民族乐团（1957）、中央民族乐团（1960）、东方歌舞团民族乐队（1962）等大型民族乐团纷纷建立；第一代专职民乐指挥家如曾寻、秦鹏章、何彬、彭修文、朴东生等对于民族管弦乐队表现力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春江花月夜》《瑶族舞曲》《喜洋洋》《翻身的日子》《京调》等器乐合奏以及各类民族乐器独奏如二胡曲《秦腔随想曲》《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琵琶曲《彝族舞曲》《草原小姐妹》，筝曲《战台风》《渔舟唱晚》，笛子曲《姑苏行》《五梆子》，唢呐曲《百鸟朝凤》，笙曲《凤凰展翅》等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乐曲，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取得突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广泛作用；各种器乐独奏的优秀演奏家犹如群星闪烁，难以一一列举……在20世纪，中国民族管弦乐前70年的积淀为后30年的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蘑菇云”是原子弹引爆时巨大的气浪形成冲击波产生的现象，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犹如精神原子弹引爆形成无形“蘑菇云”的冲击，声浪就是音乐。一部片名为《百花争艳》的电影当时很有影响，是改革开放初期拍摄中国艺术团赴美国演出的专辑。在“文革”造成文化沙漠、精神饥渴的年代，公映时人们争相观看，以至于万人空巷。影片中二胡演奏家闵慧芬演奏《江河水》音乐，那滔滔的江水滚动，不仅是音乐意境“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再现，仿佛也控诉了“文革”万劫不复的罪恶，赢得无数观众热泪流淌。音乐“蘑菇云”引爆了！那就是整整一代中国的小女孩竞相学习二胡或其他民族乐器的“热潮” ，今日女性演奏家在音乐会舞台上形成“美女如云”现象，是民族器乐魅力时代能量的爆发，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上器乐艺术兴旺的传统往往一脉相承。

　　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形态再一次发生转型，进入“专业音乐创作时代” ，作曲家在音乐家群体中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他们创作大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展示了从未有过的时代气息和中国气派。如刘湲《维吾尔音诗》，彭修文幻想曲《秦·兵马俑》，刘文金《长城随想》，金湘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谭盾《西北组曲》，唐建平民族管乐《后土》、琵琶协奏曲《春秋》，郭文景《滇西土风三首》、笛子协奏曲《愁空山》，赵季平《古槐寻根》，顾冠仁《岁寒三友——松·竹·梅》、琵琶协奏曲《花木兰》，何训田《达勃河随想曲》，刘锡津《靺鞨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刘长远《抒情变奏曲》，王建民《第一二胡狂想曲》，杨青笛子协奏曲《苍》，刘星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王惠然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罗永晖琵琶协奏曲《千章扫》，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风》等作品，都是“新绎杯”华乐论坛举办的第一、二届经典民族管弦乐获奖曲目。我们仅仅浏览这些曲目名称，就会发现题材的多样化和标题的诗意化表明作曲家的创作已经回归到音乐本位，再聆听音乐会，作品中运用技法的多元化。在力求突出中国音乐风格前提下的多样技法与鲜明个性，无论是传统技法，或多调性、无调性、泛调性、十二音序列、点描音乐等西方现代技法的运用，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作品的表现力。其共性特征，则是借鉴欧洲音乐的多声部、立体化创作思维，作品中表现得光彩四溢，耳目一新，可谓管弦交响，旷古未有。缘由在于作曲家的创作观念获得了极大解放，发掘民族管弦乐潜在的艺术表现力，张扬个性，运用各自认为最佳“交响化”技法表现民族管弦乐的音响美感，传达作品内涵所要表达的“神韵” ，成为作曲家孜孜以求的创作动力。因此，只有创作观念的彻底解放，才会有文化艺术真正的“百花齐放” ，以政治化的审美理念作为唯一标准强加于作曲家已经证明是一种被时代所扬弃的枷具。

　　民族管弦乐作为“文化使者”形象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对于“民乐”爆发有着不可磨灭贡献。学会成立后，由初期几十位会员发展到拥有近8000名会员（不包含各省市地87个“分会”会员在内）的庞大民乐队伍。学会具有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也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重要动力。朴东生具有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领军人物的地位与作用。

　　民族管弦乐的演奏团体和指挥家、演奏家达到的时代高度，象征着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生命活力。目前，超一流的民乐演奏团体如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的崛起，为全国各地民族管弦乐团体的建设树立了表率作用。香港中乐团总监、首席指挥家闫惠昌的精湛指挥艺术对于提升民族管弦乐团的整体表现力具有典范意义。中青年一代演奏家以“新生代”风貌对出色的演奏技巧和浓郁传统韵味的追求，博得海内外听众的欢迎与好评。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现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令人欢欣鼓舞。

　　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曲家在音色调控、音响平衡、多种张力手法表现、打击乐运用的听觉美感、大型作品和室内乐形式的创作导向、在传统音乐宝库中提炼中国音乐元素（中国音乐元素不只包括音腔元素、节奏元素、音色元素、宫调元素、结构元素、技法元素，最为重要的是运用这些元素达到创造中国音乐神韵之境界）等方面都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较为幼稚的阶段，越过了严峻环境的藩篱，艺术创作自由的体制保障将使中国民族管弦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目标变得更加清晰。

　　中国民族管弦乐航船已鸣笛起航，在音乐海洋中劈风破浪，自信地驶向世界的每一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