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艺术家在一起 1956年 吕厚民 摄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从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中超脱出来了，他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章士钊曾问毛泽东“骄杨”二字何解，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
毛泽东自己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岂止不废，其实毛还颇为得意他的婉约之作，据我看来，他的几首婉约之作都是上品。比如写给杨开慧的三首词， 《虞美人·枕上》 《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 。不单婉约，而且都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浪漫的想象力。下面逐一解析：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词，写于25岁那一年，也是他的第一首情诗，是写给新婚妻子杨开慧的，也是毛泽东毕生创作中唯一没有政治色彩，表达个人情感最为纯粹的作品。新婚不久骤然别离，长夜难眠，辗转反侧，毛泽东的炽热、深情、真挚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开篇两句就起手不凡——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所谓愁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莫可名状，最难形容，古人的妙句无非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言其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言其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言其长；而毛词是言其形，形象清新，想象别致，自出机杼，俨然又一婉约名句。
时隔5年，毛泽东正值而立，在国共两党中，或身居要职，或崭露头角，正是一代才俊，任重而道远。但为了革命大业，他不得不抛妻别子，出门远游。一方面是娇妻稚子的温馨小家，一方面是凶险莫测的茫茫征程，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但离别之痛、后顾之忧却油然而生，千言万语汇成了一首《贺新郎》 。毛泽东一生为杨开慧写了三首词，这是其中的第二首，也许是这首词暗示出的命运的神秘性使毛泽东终生对其另眼相看，前后珍藏、修改了半个世纪。直到1973年还翻捡出来大改了一遍。今天我们回首赏析这首词，确实能嗅到一丝不祥之音：“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临别之际杨开慧那幽怨的神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心中，或许杨开慧也有预感，一次普通分手，可能变成永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真是一语成谶，终身追悔莫及。“人有病，天知否？ ”有点天人感应的意思，这种超越天人之隔的心灵感应和神奇想象，使毛泽东为婉约派又贡献了一首杰作。
毛、杨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和神奇感应，经过30多年的酝酿和发酵，终于又诞生出了一首大家所熟知的游仙诗，这也就是他写给杨开慧的第三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从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中超脱出来了，他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杨”字前面加一“骄”字，毛泽东的骄矜心态，跃然纸上。章士钊曾问毛泽东“骄杨”二字何解，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沉重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了寻访月宫的客人，“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为什么是桂花酒而不是别的酒？咱们后面再细说。酒过三巡，神奇的场面出现了，“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壮丽、壮阔的景象！以万里蓝天为背景，以千朵祥云为舞台，寂寞嫦娥长袖善舞，以慰忠魂，这种想象的浪漫不羁，豪迈无涯。然而真正的高潮还在最后，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其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了热烈、放纵，一腔深情化做豪雨，告慰天下。可以说，这首词出于婉约而又超越婉约，前婉约而后豪放，集婉约和豪放于一身，是千年婉约派中的一声别调。
现在我要说说为什么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当然有人要说了，吴刚在月亮上砍桂树嘛，自然就是桂花酒了。其实不仅如此，这里面毛泽东还深藏了一个寓意，这就涉及了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
众所周知，贺子珍当年是井冈山下永新城里的第一美人， 1928年龙源口大捷之后， 18岁的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此后历经五次反“围剿” ，在长征路上遭遇敌机扫射，身负重伤，艰难辗转，最终跟随毛泽东到了延安，从1928年到1937年底，可以说陪伴毛泽东走过了最困难的十年。但到延安以后就开始有新情况了，一个是出现了外国女记者，比如史沫特莱，比如路易斯·施特朗，她们作风开朗，性格活泼，对毛、朱采访同时，便教他们跳舞，以打破延安生活的枯燥单调。很快就在延安形成了一股跳舞之风，凡是从前线回来了重要将领，首先是宴会，然后就是舞会，此其一。其二，国统区开始有大批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毛泽东和青年女性接触机会自然就多了，贺子珍因此吃醋、赌气。但又没有及时和毛交流沟通，一直憋到1937年底，有一天晚上，当贺子珍收拾东西要离家出走了，毛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个人此前有很多口角，但这次毛流泪了。有资料说，毛泽东当着女人的面流泪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他劝贺子珍，但贺子珍执意要走。之后毛的信追着贺到西安到迪化，都未劝住，贺辗转一年到了前苏联，到了莫斯科就后悔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想起来要见贺子珍，让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时任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两个人办这个事，把贺子珍接到庐山上。水静回忆录《陪贺子珍上庐山》为第一手资料，记录了当时情景，就是水静陪贺子珍进去的，水静在外面的客厅等了近两个小时，贺子珍自己进去和毛在里边谈，近两个小时后毛出来对水静摇头说，不行了，她这个脑子全坏了。就是哭，什么都谈不成。此后，毛还给贺子珍写过很多信，都是通过他们的女儿娇娇转交的，抬头写的都是“桂妹” ，因为贺子珍是桂花飘香季节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参见水静《陪贺子珍上庐山》 ，载《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961年9月1日，毛岸青、邵华索求毛泽东书写《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怀念生母，毛泽东神色凝重，慢慢写出“我失杨花”四个字，当即岸青、邵华以为有误，忍不住问：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停住笔，这时岸青、邵华赶紧递过一张空白宣纸，但毛泽东并没接，而是缓缓地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他们认为“骄杨”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赞美，而“杨花”则表达了对杨开慧的亲近之情。但我则认为，杨花即是骄杨和桂花（参见邵华主编《书法家毛泽东》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
这是我最近读水静回忆录《陪贺子珍上庐山》的一个新发现和新推断。据此我认为，这首词既是怀念杨开慧，又兼怀贺子珍，一个是他的初恋，一个是陪伴他走过10年最艰苦岁月的人生伴侣，是写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所以写成了一首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