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在有计划地修复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此举极有意义，大快人心。那些作品的修复，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技术层面上的对胶片材质、图像色彩等等的复原，甚至提高；因为，那些作品背后往往都有着不该被湮没、被忘却的历史往事和大师故事，那是一段又一段与政治、人文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中国电影史的情节链。有些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面世，甚至被歪曲，导致我们的电影史一定程度上的不完整。因此，当那些逝去的时光被修复后重新推到今人面前，中国电影史的某些篇章也就得到了修复……

　　中国电影的抛物线

　　已修复和将被修复的电影，很大部分是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作品。而这30年，正是中国电影从低到高再渐渐回落——从“影戏”到“革命浪漫主义”嬗变的过程，这是研究中国电影史必须清晰认知的一段抛物线。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运动使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开始关注残酷的现实，“鸳鸯蝴蝶派”被唾弃，充满爱国良知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左翼电影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始了，诞生了一大批佳作，如袁牧之自编自演的《桃李劫》 ，吴永刚导演的《神女》 ，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 ，孙瑜导演的《大路》 ，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压岁钱》 ，马徐维邦导演的《夜半歌声》 ，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 ，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等等。

　　这些30年代的左翼电影可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媲美。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杜尔曾强调，“世界上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渊源在中国，中国电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开端。 ”

　　而40年代的中国电影其实可分为两个阶段。抗战结束之前的“孤岛”电影和陪都电影具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上海继续迅猛推进中国的商业电影，而重庆诞生了不少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战电影，如《保家乡》 《东亚之光》 《气壮山河》 《血溅樱花》等等，更有一些直接拍摄于前线的纪录片。

　　有着一定理论基础的中国电影，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现了一个高峰，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如汤晓丹的《天堂春梦》 ，桑弧的《太太万岁》 ，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陈鲤庭的《遥远的爱》 《幸福狂想曲》 《丽人行》 ，沈浮的《万家灯火》 ，黄佐临的《假凤虚凰》 ，费穆的《小城之春》 ，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等等，这些现实主义杰作，或纪实、或诗意、或幽默，整体上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水准，个性上又各有千秋。

　　到了50年代，中国电影表现“工农兵”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但从旧文明时代过来的海派创作者们抱着很大热情拍摄出来的一批“工农兵电影” ，往往只注重所谓的政治思想性而忽略艺术观赏性。“革命的浪漫主义”使现实主义成为虚无。当然，也出了一些好作品，但后来都被打成“毒草” ，有的甚至酿成悲剧……

　　电影大师的生命线

　　5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低谷，却是政治上遭受批判的高潮，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夫妇之间》 《关连长》和《武训传》 。

　　当时《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受到好评的小说，一篇是《关连长》 ，讲述在战斗中为了保护孤儿院的孤儿而牺牲自我的解放军连长；另一篇是《我们夫妇之间》 ，描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两篇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幕，郑君里导演、赵丹和蒋天流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率先完成。在郑君里心目中， 《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的讽刺电影，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想不到，这部电影和稍后问世的石挥自导自演的《关连长》都受到了严厉批判， 《我们夫妇之间》“歪曲工农干部” ， 《关连长》 “宣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歪曲解放军形象” 。到了《武训传》 ，批判上升到全国规模，声势浩大。

　　《武训传》 （上下集）在筹拍阶段就历经坎坷，剧本多次修改，拍摄多次中断，但孙瑜决不放弃。影片终于完成并审查通过后在中南海试映，朱德向孙瑜道贺：“很有教育意义。 ”赵丹兴奋异常，在《大众电影》上发文连载《我怎样演“武训” 》 。公映后，媒体和观众好评如潮，教育界充分肯定“武训精神” ，孙瑜及其剧组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不料， 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批评《武训传》这几部“直接向党进攻”的电影，拷贝封存不得公映。

　　郑君里、石挥、孙瑜等大师都已不在，但他们曾遭批判的作品经修复之后得以面世，无异于他们的生命线得到了延续。 《我们夫妇之间》曾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公映，获得极高评价。 《关连长》和《武训传》以及其他佳作得以修复并重见天日，则意味着中国电影史将被修复得更完整、更客观。

老老夏（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