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消解“文革”反智化做法和启蒙社会的重要工具和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力量”一时到处传诵，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性及消费性力量的急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在迅速调整变化，“知识”的命运也开始一波三折。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折射着当时的社会心理变迁，呈现着“知识”命运的变化，并应和着“命运变迁”的时代主题曲，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开始自己由高峰向低谷的命运。
“知识”与八十年代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功利”和“实用”价值的考量下，“知识”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推崇，知识与反动不再挂钩，反而到处传诵着“知识改变命运” 、 “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这种情况下，虽然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类似于《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 《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那样的悲剧型尴尬人物，但是“知识”仍然炙手可热，引人趋之若鹜。
八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凭着中国干部政策的调整，凭着年轻化、专业化这些新的概念，由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学校教师，提拔进入党政部门的管理岗位，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一方、独当一面的干部，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学而优则仕”的千古神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思维惯势并没有根除，但是少数人因为“知识”或“文凭”改变自身命运的事实还是从实用主义意义上对八十年代的“知识神话”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作为特定时代大众心理的一个折射，基本呈现着这种社会心理。“知识神话”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腔热血真心报国的非功利主义心态，年轻人会羞愧于自己没有报国技能，从而珍惜光阴、提升自身素质，如《小字辈》中的众青年，如《逆光》中的廖星明；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神话”的功利色彩逐渐浓厚，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知识开始和“财富” 、 “命运” 、 “前途”等东西相连，“在知识爆炸、信息更新的时代，人类对科学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伴随着向知识进军的潮流，千万张本科的、专科的毕业文凭，从高等学府、电大、函大、夜大飞向毕业生的手中。鲜红烫金的文凭，从梦想到现实，是一座用理想、智慧和汗水凝结成的桥梁” ，人们起码在心里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长城一块砖，任由组织随便搬，而是希望通过拥有“知识” 、“文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想象还是在精神层面和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欢欣鼓舞的新时期，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导致社会价值重估，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八十年代从相对意义上讲是落后了，而在1987年后，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随着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实际是恶化了。可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消费的兴起，当知识分子的精神释放达到高点的时候，也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急剧下滑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知识分子物质贫困化和自我塑造精英化的时候，这些社会趋向，在电影创作中，却很少涉及，电影创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同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借师王朔小说解构知识分子形象。当知识分子在为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建构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刻，中国电影在想着如何娱乐化、进而大众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电影界正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消费氛围的转变而进行痛苦的自救，当时的情形是，电影市场在滑坡，观众人数在锐减。
娱乐片是中国电影在生存压力下的一个被动选择，电影通过娱乐片可以间接展现当时的大众心态，但是直接表现大众生活的作品确实少了、反映时代文化价值的作品少了。当知识分子需要电影作为传播手段为自己张扬理念的时候，电影界却在为了自己的生计蒙头赚钱。而且，关键时刻，还在知识分子背后反戈一击，拍摄了大量的“王朔电影” ，在银幕上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进行精神打击，电影成为“王朔热潮”的有力推手，“王朔神话”的强力塑造者，而这些影片在社会大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的转折关头，在急速坠落的“知识精英”背上重重一击，通过大众文化的方式从趣味上对“知识”嬉笑怒骂，加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通观新时期十年的电影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数量极为有限，就这些少量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的银幕表述而言，又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要启蒙社会，但是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充当重任，陆文婷、赵书信自身难保，自身的主体价值难以确立，缺乏启蒙别人的条件和合法性；赵尧舜倒是一心要启蒙青年人，但在影片中他也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的形象被漫画化，所以他的启蒙话语也就是一场语言游戏，缺乏行动感召力。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影片又表现了对“知识”的肯定，这在青年与“知识”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把“知识”看做为时代青年的标签，青年要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改变命运，都要与知识挂钩，但此时的知识更多的应该物化为“文凭” ，从而显现出对知识追求的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当《大学生轶事》宣告“文凭神话”破灭的时候，大学生的命运坎坷也预示着新的社会问题在孕育。
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开始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有所不同。从文化品格上讲，在走向九十年代的途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意识逐渐加强，审视民众、启蒙民众、干预社会、设计中国未来的意图逐渐明确，与民间的距离逐渐拉开；而电影界从第五代萌发之初的精英尝试之后，逐渐向民间化、大众化靠拢，走向“娱乐片主体论” 。整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电影观众总量由高峰向下跌落的时期，市场促使电影界选择了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趋向，这是一种电影工业自救的策略。但是，电影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娱乐化，却在当时受到一些质疑，最终使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的娱乐片冲动获得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结论。
(王海洲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