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具有诗剧一样的文学意蕴

——访《中国海军三部曲》作者黄传会、舟欲行

　　7月25日，海军政治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学苑出版社在海军某装备研究院举行《中国海军三部曲》的首发暨赠书仪式，以此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中国海军三部曲》是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黄传会、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舟欲行经过10年艰苦创作完成的一部多卷本长篇纪实文学，包括《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等三卷。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恢弘的结构、生动的形象，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本世纪初的100多年来，中国海军建设与海防斗争的历程，其中涉及主要战役战斗近百次，重点描写的人物近百人，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系统描写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文学长卷。

　　《中国海军三部曲》已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纪念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首发式上，学苑出版社向海军部队赠送了图书。

《中国海军三部曲》作者黄传会、舟欲行

　　记者：《中国海军三部曲》用100多万字写了100多年来的中国海军历史，写这么大部头的一部纪实长卷，是否也要下很大的决心？

　　作者：用长达十年的时间写一部书，对任何作家来说都会是一种挑战。其实不必标榜自己有如何深厚的“历史情怀”，也不宜归结为抽象的“责任意识”。因为首先，只要身为海军军人、只要去思考中国海军建设这样一个跨时代的话题，你就绕不开百年海军史，这很类似哲学上的“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其次，多年前我们开始接触清末北洋海军的历史，立刻就被历史本身的巨大魔力攫住了心魂。我们发现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太多的迷雾需要穿透、太多的故人需要造访，同时，也有太多的魂灵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在走近他们的过程中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也在走近他们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后来我们又逐步接触到民国海军和人民海军的历史，这一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们感到最终的解脱，就是真正认清这段历史，并表述出来。

　　记者：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你们花了很大力气去研究百年海军史，这个史学准备过程是否非常艰难？

　　作者：百年海军史是一个“纵短横宽”的体系。《中国海军三部曲》的开篇时间点，是1875年日本的“侵台事件”前后，一路写下来，有130年左右，其时间跨度并不大，但特别宽，除了要大量阅读清史、近代史、民国史、共和国史这些通史外，还要多门类的涉猎专史，如中国近代海军起步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最终发展成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近代海上军事力量。要描述这支军队，对洋务运动史就不能不有所研读。再如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相近的历史课题，但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与发展道路，如果不比较详细地考察日本乃至整个东亚近代社会的变革历程，就无法对比地描述中日两国海军不同的走向和不同的结局。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世界海军史、海战史、造船工业史、海军兵器发展史、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以及1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社会风俗的变迁，等等。而以上这些，还只是《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所需之理论支撑，至于《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和《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又要涉及到另外一些东西了。所以我们戏说自己不是写了十年书，而是读了十年博士。

　　记者：我粗读《三部曲》第一部《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和第二部《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的书稿，觉得里面的人物大多比较沉重、压抑。

　　作者：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个轻松的时代。我们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也常常郁闷填塞，很有些透不过气来。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也是各种思想文化大浪相激的时段，当时的海军军人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时代课题。比如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清末海军的精英就面临着文化身份的社会认定问题。后来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自欧洲学习海军后归国，在海军却寻找不到改造现实的起点。他在成为启蒙思想家之前，曾长时间的迷茫彷徨，甚至还去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得一个“正途出身”。这说明社会、时代、文化的冲突可以聚汇于同一人身上，并使他们长期陷于充满悖论的命运抉择中。又比如，清廷在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这一举措把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固有的成长路径彻底颠覆，于是才有了大批知识青年转而走出国门，求学于东西两洋。而这其中，又只有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寒门子弟，才会到国外学习海军。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这批知识青年为什么会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如此义无返顾的革命性，而后又何以会迅速分化、消沉乃至堕落，以至像汤芗铭，成为屠杀革命的刽子手；像沈鸿烈，成为北洋军阀的走卒；像杨砥中，成为为祸天下的乱世枭雄。

　　记者：《雄风》一扫《龙旗》《逆海》的沉重，雄壮、昂扬，详细记录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强大的历史，振奋人心，应该说，中国海军乃至中国军人、中国人民百年的海军强国梦，在人民海军这里才真正变为现实，你们在写作第三部时，《龙旗》《逆海》中的遗憾会不时浮现，新旧对比让你们在创作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作者：《龙旗》《逆海》的沉重，是由历史本身造成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非常可悲，令人叹息。民国海军除了在抗战中有一些悲壮的历史，实际上也没有多大作为。中国海军真正扬起风帆，是从人民海军开始的。我们在创作时，心情自然也波涛汹涌。我们要感谢这支军队，正是有了这支军队的历史，才有了这部书。当然，我们也要记住北洋水师，它是海军永远的教训，海军常有一句话：不忘北洋水师。北洋海军当时装备不差，论实力亚洲第一，足可与日本对抗，但很快全军覆没，主要是清政府决策者的无能。

　　中国人民海军这几年发展非常快，特别是最近十年。这是国运强，则海军强。海军一要靠技术靠装备，海军走向现代化，没有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无法得到坚强支撑的；而决策的正确对海军也很重要，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也是人民海军快速发展的保证；海军的人才发展也很快，现在所有军官全是大学毕业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舰长。

　　记者：获得这样的历史识见是很重要的，但要“文学地”表现出来，显然需要大量细节。而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获知足够的历史细节呢？

　　作者：我们把它叫做“历史信息”。一般说来，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具有客观性、一维性、不在场性和不可变更性。历史信息或说历史细节，既不可假设，也不可编造。否则，就是伪造历史。因此，要想掌握足够的历史细节，就只能查阅大量史料，才能占有大量素材，这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付出的“笨功夫”、“死功夫”。当然，也可通过采访来挖掘史料，还可以到历史事件发生地走访，以建立“近似真实”的历史感受。比如，你要认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这个人，你需要在北京的书房里苦读史料，也需要踩着泥泞去安徽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去探访他的旧居。其实，只要真正踏下心阅读、研究、查访，你会发现在历史本身的生动性面前，文学家的想像力原来特别苍白。书中着力写的人物大约超过一百人，我们给其中的大半人物作过人物小传、搞过生平编年和社会关系图，做这些功课的同时，常会意外地发现很多历史人物的生命本身就非常“文学”，而其“非逻辑”行为中又总是隐含着历史逻辑的巨大力量。这样，可供使用的历史信息也会因此越积越多。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大约占我们掌握的历史信息的一半；书稿交学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们一次就删掉了近25万字。

　　记者：我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们在创作过程中更看重的还是历史，而非文学。

　　作者：原来我们也曾经想到过：把历史作为内核，把文学作为载体。实际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根本无法这样区分，因为这两者在实际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是同一的。应当说，历史本身总是具有诗剧一样的文学意蕴，而文学所关注的诸如人的命运等等，又无不在历史自身的运行中充分展现。

　　记者：最感艰难的是什么？

　　作者：故事只要去挖掘总是有的，最艰难的还是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好在我们不是白手起家，比如对清末北洋海军，我国史学界研究多年，成果显著，诸先生学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而相比之下，写民国海军要艰难得多，因为现成的史学研究成果非常之少，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学术界在中国海军史的研究上存在着一个“民国断层”。因此，我们必须做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我们两人都是有30多年军龄的海军作家，还在海军的高级研究机关做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员，写中国人民海军，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是一段距今不远、甚至正在发生着的历程，有很多当事人健在，可以直接采访。当然，由于档案解密等等复杂问题，也遇到过不少困难。

　　记者：是否也存在一个史料甄别的问题？

　　作者：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历史信息的可信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晚清的一些官方文件，带有鲜明的封建官场味儿，要练出一双X光眼，去透视隐藏在“字缝儿”里的秘密。再比如像翁同龢这样的重臣，是晚清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但他晚年获谴回籍后，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大量的删改，究竟孰真孰假呢？担任过清末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有大量日记留下来，当然完全代表了一个英国人的立场。没有综合分析、去伪存真的过程，根本无法保证真实性。我们采访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发现同一事件的参与者，回忆起来差异却非常大。以至我们不得不以时间、地点、人物为坐标，对历史事件进行艰苦的还原。当然，这是个方法的问题，更是治学良心问题。

　　记者：这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

　　作者：这是必然的。孔子做《春秋》，亦在乎“寓褒贬”而“别善恶”。无论是用正规的史学方法“治史”，还是用文学方法来“志史”，一般来说：任何被书写出来的历史，都是书写者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因此，哲人才说“历史即评说”。但主观性并不等于谬误，关键是这个主观性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记者：100多年历史风烟过往，必然有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存在争议，你们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

　　作者：这也是我们遇到的难题之一。戏说历史、做哗众取宠的“翻案文章”以吸引眼球，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但争议总会遇到。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已经在我们前面开拓了宽广的道路。比如，我们在书中写了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战况，写了以陈绍宽为首的民国海军将士的英勇抗战，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再比如对北洋海军将领方伯谦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到过方伯谦的故居，也接触过方氏后人，了解过、甚至参与过上个世纪末由于方氏后裔的推动而引发的“方案”争论，在写方伯谦这个人的时候也格外留心，要揭示出这个人物个人经历、性格、志趣、人生观，与海军军人所面临的历史责任和时代命运的冲突。原则上当然要忠于历史的真实；具体方法上，我们总是把历史人物个人的生命轨迹，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重合起来——这很像套色木刻的两个版，重合叠印，才会有真实清晰的画面。

　　记者：能不能谈谈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感触？

　　作者：开始时是莫名的兴奋。中间经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几乎是一小半生活在现实中，一大半生活在历史里。写到悲抑处，常常仰天大叫；写到激动时，亦曾绕室徘徊，几乎不能安坐。但我们必须时常抑制自己的情感，以防被情感好恶牵入历史的迷途。原来总想：书稿杀青之际，也就我们的解脱之时。现在书籍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不安——这段中华民族不能忘却、应该时常拿出来认真读一读的历史，本应该由那些学识见地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家去撰写，我们常常因自己的能力不逮而自责。

　　记者：对于人民海军的未来，也就是你们说的“向何处”，你们肯定还有很多思索，关于海军题材未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作者：当前是我们人民海军处于加快发展、推进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海军发展难得的机遇，也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它必然会给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将把眼光继续投入到关注海军的发展上，用手中的笔继续书写共和国海军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