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好东西》海报

　　《好东西》是90后新锐导演邵艺辉继《爱情神话》之后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如果说《爱情神话》抒写的是70后中年男女的爱与欲，是上海本地人的故事，《好东西》则是80后、90后“沪漂”的故事。尽管影片宣称为“《爱情神话》平行篇”，但无论剧情还是电影观念，都是《爱情神话》的“2.0升级版”。影片故事围绕9岁的小女孩王茉莉展开，她与单亲妈妈王铁梅搬到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三人的生活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情感图谱。王铁梅与小叶是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独立，在家庭与事业的夹缝中求生存，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是一位能力值拉满的现代“六边形妈妈”；一个柔弱、多情，表面阳光，内心抑郁，有着典型的“恋爱脑”属性。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两个异乡人成为闺蜜，彼此温暖，互相慰藉。天真可爱的王茉莉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主见，以小小的身躯承载了大人的心理，展现了儿童对于家庭和人际关系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形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

　　《好东西》格调清新怡人，节奏流畅紧凑，细节把控精准，独特的叙事视角与轻松幽默的风格极具观赏性，让观众在欢笑之余感受成长、理解、救赎与爱等经典母题，体悟人性的复杂，真实而又温暖，浪漫而又走心。

　　市民喜剧电影的传承与创新

　　市民喜剧电影是老上海电影最为可贵的遗珍。市民文化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产生于都市公共生活空间的都市文化。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逐渐开始了都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为商业与文化融合的重地。上海都市文化艺术的繁荣、人口密度的增高、人口成分的异质化与多样性，构成利于电影产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土壤。在紧张、快速、逼仄、流动的城市环境中生活的市民，闲暇之余寻求的是轻松、新鲜与刺激。市民文化的流行推动着电影的发展，市民喜剧电影应运而生。市民喜剧电影汲取了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营养，一方面着重向美国的“神经喜剧电影”学习借鉴，另一方面注重从中国传统戏曲、上海滑稽戏和通俗文学作品中吸收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不了情》（1947）、《假凤虚凰》（1947）、《太太万岁》（1947）、《哀乐中年》（1949）等影片是市民喜剧电影的代表。此类影片专注于表现普世情感与男女恩怨，体察市民阶层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浓郁的生活质感与地域风情，在刻画众生相的同时直面人性缺陷，对弱者给予人文关怀，展露社会风气的弊端，赞美人类精神的善意，在谐趣横生中发人深思，让人们在平淡中感喟亲疏冷暖，体会浮世悲欢与苍凉况味，在悲哀者身上看到坚韧的生命力，感受亲切、舒适、温暖与抚慰。之后的《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学区房72小时》（2019）、《爱情神话》（2021）等影片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市民喜剧电影的余韵。《好东西》尽管属于这一脉络，但又有所创新，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好东西》以女性为主题和视角，关注女性的生活经历、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念，展现女性的力量、脆弱和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一面，颠覆传统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呈现了王铁梅和小叶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这部电影显然通过了“贝克德尔测验”的3条标准：电影中必须出现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有交谈；她们谈论了除男人之外的别的话题。邵艺辉也直言自己很自觉地追求这一点。《好东西》跳脱了以往的悲情编码与苦难叙事，宣告了女性电影新叙事的诞生，与《人·鬼·情》《出走的决心》相比，显得步履轻盈，充满松弛感；与《末路狂花》《法国悲情城市》相比，则充满希望、面向未来。影片中王铁梅代表妈妈给小叶道歉，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那些带着原生家庭创伤的女性可能永远听不到这句道歉。铁梅不是伤害小叶的人，但她拥有爱的能力，并能够给出爱。这种爱的输出可以治愈伤痛。通过影片可以看到，三名女性在相互的关系中扮演了提点和救赎的角色。《好东西》不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它探讨的是人性与爱，而非性别，无论男女。

　　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都市喜剧电影，有着机敏灵动的“伍迪·艾伦范儿”。轻快有趣的台词、或轻盈或沉重的思考组成细密网络，导演构建的生活情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当代的、都市的、先锋的、有触感的。创作者以喜剧的形式，给单亲妈妈、女性容貌焦虑、校园霸凌、网暴、职场压力、成长困惑、两性关系等敏感议题提供了举重若轻的解法，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不矫情、不做作，神态俏皮聪慧、优雅大方。

　　室内剧的敞开

　　室内剧的电影结构来源于瑞典国宝级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的《女人的秘密》《犹在镜中》等影片传承了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精神。斯特林堡称之为“亲密体验”的东西以及“强有力的有意义的母题”在伯格曼的室内剧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传达。

　　《好东西》的很多场景都安排在室内，比如王铁梅家、小叶家、音乐厅、办公室、学校教室、咖啡屋、医院诊室、博物馆等，这些封闭空间在影片中都有着独特的视觉呈现。“饭桌戏”是邵艺辉的拿手好戏，在《爱情神话》中就已经非常出彩。《好东西》中，众人在王铁梅家聚餐的桥段里，新欢旧爱齐聚一堂，既有闺蜜关系、前任关系，又有情敌关系、单亲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席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暗流涌动。圆桌会议式的快速日常语言交锋让人忍俊不禁，很多看似尖锐的话题基本都是借助小孩童言无忌的方式发起。影片有着令人惊叹的视觉结构编排，如小叶带小孩在录音室听声音采样的段落，穿插剪辑着铁梅做家务的场景——下雨是妈妈在做饭，打雷是妈妈在晾衣服，龙卷风的声音是妈妈在用吸尘器清理地板，自然的地动山摇是妈妈琐碎的日常，非常富有诗意。

　　王铁梅、小叶与王茉莉的名字赋予影片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是一个植物系的族群，没有攻击性，给点阳光就很“灿”。尽管生活中“烂”的地方很多，也要把“烂”的部分当成养料，让自己茁壮成长。影片尤为动人之处在于两位女主角之间真挚的友谊与相互扶持，她们基于共同的诉求和理想而结成的姐妹情谊。铁梅和小叶惺惺相惜，彼此陪伴，携手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在对方身上找到了理解与认同，进而实现了自我蜕变，确立了主体意识。片中女性的温情无处不在：地铁上铁梅累到睡靠在旁边的男生身上时，坐在旁边的女生把她拉到自己身上；茉莉被同学举报，同桌会拍拍她的头安慰；语文老师严肃表明举报的含义，让同学们心甘情愿同意王茉莉做科代表；编辑部里，小鹿与铁梅的姐妹情谊，在“给我链接”“你吃我的肉松饭团”等一句句认可中建立；茉莉站在架子鼓前犹豫，问女孩打鼓应该什么样？小叶回答：“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她们在共同追寻自我价值的路上，找到了共享家园和精神归宿，但女性共同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与男性的对立，而是并立。

　　不同于电影《无穷动》中男人的缺席，《好东西》尽管没有男主角，但却有没有姓名的前夫、鼓手小马、医生小胡。他们的故事更像童话，用邵艺辉的话说就是“这些男人是现在没有，但下一阶段会出现的男性。他们会去思考体系有些什么问题，女人为什么会和从前不一样了”。用法国当代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埃莱娜·西苏的“阴性书写”理论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在女性作为叙述主体的书写冲动中，对传统男性象征秩序的松动。更不同于《无穷动》中的没有孩子的四位女性背负着“过去”而行、唯一让她们牵肠挂肚的是“父亲”，《好东西》则理直气壮地承认孩子就是我们生命意义的延续。铁梅从未把自己的价值寄托于女儿身上，她鼓励茉莉去寻找自己的爱好，给了她不长成妈妈理想模样的自由，结果却意外地发现，茉莉爱上了写作，这是从记者妈妈那里学来的热爱。影片最后，茉莉随口背出妈妈很多年前在新闻报道里写过的句子“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铁梅才发现茉莉才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坚固的联系——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在为孩子示范，我们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为孩子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无论如何，该迎接下一种未来了。

　　《好东西》还是一部敞开的室内剧，即生活与现实全面地侵入了剧场。以街道、小巷、过街天桥、地铁为链接，空间的打开使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大的剧场。当铁梅、小叶与茉莉三人收拾好了心情、收拾好了行囊，结伴旅游，向未来进发时，我们知道，她们会继续寻找到好东西。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