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浴柯（电影《怒潮》《重生》导演、编剧）：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犯罪题材电影不能再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创作，因为观众的需求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眼中，犯罪类型片不能只单纯地表现犯罪行为，还要体现出反对犯罪、反对暴力的理念，更要加强对人物情感的表现，其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作品召唤真善美。最近上映的电影《重生》，其实就是以一种类型片的外壳，向观众传达一种向善的精神内核：面对这世间的不公正与邪恶，要勇于去斗争，即使付出宝贵的生命，也是一次可贵的“重生”。
陈健喜、李佳锴（电影《白蛇：浮生》导演）：
动画电影能获得观众缘，很大原因在于塑造了可爱的角色，我们希望在《白蛇：浮生》中为观众呈现更多个性鲜明、招人喜爱的角色，也力争让影片的主人公小白、小青和许仙等角色符合时代的潮流、贴合当今年轻观众的审美。我们在《白蛇：浮生》中增加了很多对宋代市井文化与生活细节的表现，也为影片注入了很多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我们还从戏曲等传统艺术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影片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也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无尽魅力。
张嘉佳（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导演、编剧）：
在流行文化领域，类型电影其实与类型小说具有很多相似性，从金庸、琼瑶的类型小说到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流行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商品属性。当下年轻观众大多是在短剧、短视频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以往电影人总结出的大量传统电影创作规律，很多在当下是难以成立的。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在家里刷短剧、短视频与去影院观影的区别，就如同在家里叫外卖和去饭店吃堂食的区别。因此当下院线电影创作者除了要加强对内容本体的强化，也应当加强电影的社交属性，让观众产生出门去影院观影的冲动与需求。我导演的《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在尝试突破传统院线电影的创作框架，以突破创新的手法吸引更多年轻人走出家门、走进影院。
柯汶利（电影《默杀》导演、编剧）：
随着观众喜好的不断变化，类型电影的创作理念也在不断发展。类型片之所以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它们类型风格鲜明，更重要的在于它们能够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我希望通过《默杀》这部影片，让更多人意识到什么是校园霸凌，更认识到这些行为的错误与危害；同时呼吁更多人，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能伸出援手、不再沉默。从最终的效果来看，结合这样的社会议题确实增强了影片“沉默杀人”主题的表达力度。《默杀》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内心对正义感的共鸣。对于我来说，观众永远是电影的灵魂，每次看到观众在影院中投入、感动，我都深感荣幸，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拍好电影的信念。
刘博文（电影《来福大酒店》导演、编剧）：
当下观众对电影节奏的需求是不容忽视的，习惯于短剧和短视频的他们，对信息的获取需要更加密集、更加迅速。因此在创作院线电影的过程中，电影人就要特别注意节奏的变化，要让叙事产生某种“节拍器”的效果。在拍摄《来福大酒店》时，我尽量让整个创作流程都“举重若轻”，希望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叙事与人物塑造，为观众带来温暖和力量、带来生活中的光；也希望观众们的感动落泪都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而不是刻意为之的。
闫非（电影《抓娃娃》导演、编剧）：
过去我总是说，“喜剧要对电影保持敬畏”；如今我更要说，“电影要对观众保持敬畏”。娱乐，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高端的词，是我热爱电影的开端，也是我创作喜剧电影的初衷。在我看来，喜剧电影是能够传递幸福的，而我拍摄喜剧电影，就是想给观众带来幸福感。生活中有很多困难，也有很多结，但没有什么结能够困住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我拍摄《抓娃娃》这样的喜剧电影，就是想与观众一起寻找那颗乐观向上的心。
◆董润年（电影《年会不能停！》导演、编剧）：
当下观众对喜剧电影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喜剧电影不仅要搞笑，更要反映观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它不仅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社交需求，也要具备社会话题属性，因此一定要源于生活；其次，喜剧电影的笑点不能低俗、不能套路化，电影人想创作出新鲜而不落俗套的桥段，就要深入研究喜剧的创作原理、要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养分。
◆乌日娜（电影《末路狂花钱》导演、编剧）：
电影的创作，大多都与“生老病死”“亲情、友情、爱情”“对生命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等主题相关，喜剧电影也不例外。我希望通过喜剧电影传达积极的价值观，让观众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在我看来，喜剧与生活是一场“双向奔赴”，生活为喜剧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灵感，而喜剧则反馈生活以希望与快乐。作为一名喜剧电影创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更对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
◆李阳（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导演、编剧）：
我很迷恋《摩登时代》那样的黑白无声电影，在我导演的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里，每当人物面临悲伤的境地时，我就会抽走画面中的音轨，再将彩色的画面变成黑白，我觉得这会让人产生悲从中来的感觉。其实在科技大爆炸的时代，电影创作者脑中想象世界与电影画面世界间的鸿沟已经被弥合得几乎不再存在，但我反而更留恋上世纪那种传统而“过时”的创作方法，也很喜欢手工动画式的眼睛与大脑“打架”的镜头形式，这些在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都得到了体现。
◆刘江江（电影《人生大事》《出入平安》导演、编剧）：
创作一部电影，首先需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对于电影新人来说，不要妄谈创新，更不要空谈创新，我们不一定能拍摄出具有颠覆性概念的作品，但我们可以从微观处着手，打造一些新的人物关系、描写一些新的事件，这也属于“微创新”的范畴。与此同时，年轻电影人也可以从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我的新电影《出入平安》中人物的造型与服装就运用了很多传统文化元素。
◆王子川（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导演、编剧）：
我是做舞台戏剧出身的，为了拍摄电影必须从头学习电影艺术的制作流程。舞台剧是一种即时的、现场的表现形式，而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讲述故事。在创作《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之初，我就不想要所谓的“核心叙事”，而是希望能呈现一个散漫点的故事，就像朱同这一天的生活一样——任何一个核心事件的出现，都会让这一天变得好像在为某件事情服务，我不希望电影中有任何一个事件比这一天或者比朱同这个人物更加重要。
◆龙飞（电影《走走停停》导演）：
电影《走走停停》的剧本结构特别吸引我，影片要探讨的是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关系。其实真实与虚幻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只有具有智慧的人才能将二者区分开来。在影片中，我用三种画幅表现三种不同的生活空间：吴迪拉着老妈拍摄的电影、冯柳柳记录“青年返乡”过程的纪录片，以及几位主人公的真实生活。我尝试用“后知后觉”的方式来呈现剧情的张力与戏剧的喜感，利用镜头内外的信息差制造戏剧性的反转，并以看似模糊不清的叙事方式，去呈现复杂而微妙的人性、去展现真实而可信的人。
◆夏鹏（电影《异人之下》联合导演）：
我们运用了全新的视效技术制作电影《异人之下》，这种技术在创造独特画风的同时，也可以保留演员细腻真实的表演。我们在遵循传统3 D动画制作流程的基础上运用全新技术，将演员的形象扫描成3D模型并输入计算机，让AI识别人物形象，借此在不同场景下统一演员的形象风格。但技术终究只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为内容表达服务的，我们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为的是用它来更好地展现创作者的浪漫体验和个性挥洒。
◆丁燕来（电影《流浪地球2》《热辣滚烫》视效总监）：
在当下，电影特效不仅能极大增强影片的视觉冲击力，也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叙事语言。如今的视效技术发展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真实感与沉浸感的提升，无论在科幻题材还是在现实题材中，视效技术都深度参与了叙事；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视效技术开拓了新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叙事方法；三是数据驱动与特效设计的进步，视效技术能够结合大数据更好地参与角色与场景设计；四是实时渲染与虚拟制片的发展，这有效应对了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