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不仅具有文化属性，更具有文化人格的精神性。当代书法的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属性越发突出，文化人格属性越发减弱。从书法之“轻”到书法家之“轻”，这种倾向越发明显。
若要保护好书法的尊严，书法家除了书写的技术修炼，还要有审美观照、文化涵养、人格修为。书法技法是书法家的根本，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法修炼，就不能称之为书法。但如果停留在技法层面，没有审美观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书法表达；如果没有整体的文化涵养，审美不可能有多高妙；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修为，形与质、人与艺就无法高度统一。
被功利化的书法之法
这是一个比拼书法技术的时代。当下我们对书法技法的重视与研究，集一个时代书法人的力量，重拾传统中的技法。可以看到当下展览中的作品几乎涉及传统经典方方面面的取法，几乎是集传统技法之大成的时代。我们在书法的用力上，往往朝向技法一端。看似务实，实则“功利”。因为只有技法过关，才能入展。展览既是书法人才的公共平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功利场。展览成为了推动当代书法技法发展的动力，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书法家，却容易越走越“轻”，当代的书法所提供的精神容量也越来越少。书法创作以技术为中心，所谓的当代书坛高手、获奖作者，对文化重视不足，以至于作品中看不到精神表达。“图像时代”随着“数码时代”到来，在科技社会简约化、统一化的话语时代里，临帖成为复制古人书写技术的目的。甚至可以借用科技手段，放大点画形质的细节，剪切编辑章法构图。书写愈来愈丧失了艺术的自然属性，丧失了书法的精神表达能力。
不知从何时起，书法家本应该作为文化人的尊严在弱化。书法之“轻”，让人感慨，正如评论家朱培尔所说：“篆刻与书法一样正在式微，它不是一种朝阳艺术。为什么书法与篆刻要‘申遗’，就只因为它们快要变成‘遗产’了吗？”这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观照问题，更重要的是书法对于当代整体文化意义的追问。追问当代书法的重量与意义，就会发现不是书写技法越完备，分量就越重，有时反而越轻。关键在于书法对于当代文化的意义、对于民众的文化影响力。如果没有在这个层面做出深刻追问，即便拥有王羲之的技法水平，也没有王羲之万分之一的影响。仅凭技法走进艺术史的梦想终是肤浅的。
被泛化的精英文化
传统书法家都是文化中的精英，当代书法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反映。是不是书法家，有时只有一道“入展”的门槛。如果书法只是一种无关文化的书写，把字写得再精良，也只是一种关于文字书写的技术罢了，是对自己的书写经验的不停重复。书法家需要真正在文化涵养上取得正果，因为书法是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出来的艺术之树。没有整体而深厚的文化涵养，书写就如同浮萍，随波逐流，即使在全国获得再多的书法奖项，势必像洪流中的泡沫，很快就将消失。
由中国人的人心酝酿出来的中国文化，一直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人情世故，仪式礼节，一直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生命和性情的展开，都和中华文化相关。传统文化向当代文化的转型、传统文人向知识分子的转型、传统书法向当代书法的转型，强调的是转型，而不是文化理想的失落。
审美格调与人的心性直觉有关，更与文化修养有关。如果没有整体的文化修养，个性的审美直觉很难提升到人性共鸣的文化意义层面。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的思考，其实就是关注到了书法家更为实质性的文化意义。怎样让书法家获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的尊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唐伯虎、康有为、于右任等前辈大家的伟大，不只是因为技法的伟大，还因为文化意义的伟大。
被分离的文化人格
当代书法所谓“千人一面”，表面上是技法的潮流问题，深层问题是“人书分离”的问题。原本推动书法创作的动力是文化人格的修为、是个体精神的表达，现在则是成功的“捷径”，文化人格在这个时代离书法越来越远。当下书法轻易被称作“超越”古人，没有让书法变得有重量，反而越来越“轻”。没有敬畏，并觉浮躁，终归是文化人格不够健全。因此，书法家们应该尊重灵魂、养蓄心力，来为“书法家”正名。
一个书法家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超越书法功利的性质，面对一个更开阔的精神视野？拥有一种敬畏文化的心态，谦逊的人格气度，承认书法之外还有更开阔的天地，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这样才使得个人的书写走向宽阔与深透，书法才能因为人性的力量，显得儒雅而珍贵。“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学问。试想我们的书法家有多少时候，是在为自己内心表达的需要、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写字呢？当代书法家自身的人格需要觉醒。
书法与中国文化史中的其他学科保持了较为亲密的联系，甚至根连着中国的哲学与思想。而文化人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至高信仰，书法不仅是文化交流的手段，同时也是人格塑造的方式，它给我们带来美、优雅和心性的锤炼。大众尊重的不仅是书法的技法，更是书法表达带来的美的熏陶，是文化带来的心灵的过滤，是艺术人格带来的精神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