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与镌刻的融合
——大宋昭德军故李府君墓志铭赏析
栏目:鉴赏
作者:李伟青  来源:中国艺术报

大宋昭德军故李府君墓志铭
(墓志石方形,边长47厘米。志文正书,共22行,有界栏)

  深圳合正艺术博物馆馆藏历代墓志数十纸,虽然无石,然有其拓,细细品味,也得几分佳趣。今选其一,如品陈年佳酿,余香久久绵长。

  墓志铭盖为简称,全称为“大宋昭德军故李府君墓志铭”。这个盖依照惯例以篆书书额,可见篆书从汉代被隶书取代官方文字的地位后,已经很边缘化了,虽有唐代李阳冰等善篆书者,但实属凤毛麟角。

  本墓志盖和墓志文字,均未署名,可看作一人同书。篆书从用笔上看虽然流畅,但结构上显得欠缺合理性,这也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尤其“府”“墓”二字偏小,显得拘谨些。这种现象在古代墓志中情况比较普遍,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盖四面有花纹,精雕微刻,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墓盖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有一首七言诗:

  车马交驰远送终,遶境空扫夕阳风。

  莫罢人回残月夜,血流肠断恨何平?

  字里行间,淋漓酣畅,似乎有一股不平之意,具体情况如何,只好到墓志中去寻找答案了。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经过古文运动,文言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的文风,早已被韩愈的《师说》《马说》和柳宗元的《永州八景》的直率所代替。

  就像篆书在退出应用文字后在印章里求得生存一样,骈体文也在墓志里得到安身之处。通读志文不难发现,作者是颇具才华之士。

  在有限的空间里,行文必须要简洁,要说的话比如言其生平不能省略,必须例行公事。那么在更加有限的余地中,就要看其骈四俪六的功底了。

  “玉隐荆山,终显连成之日;珠藏碧海,须呈照夜之时”“大山之峻,流水之长,族之昌盛,时之吉昌,青鸟占瑞,白鹤呈祥,哲人掩逝,流血断肠”都可成为不俗佳句,两次使用“流血断肠”,并非词穷,实乃珍重人格、痛其驾鹤西去之悲切心情的写照。

  从书法的角度上看,此墓志也独具特色。在唐朝楷书已经完备并达到顶峰。墓志多以楷书和隶书书写,以示庄重。自唐太宗《温泉铭》又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而此墓志就是使用行书,庄严中又多了几分生气。

  启功先生说过:“半生师笔不师刀”“透过刀锋看笔锋”。墓志经过书丹、镌刻、捶拓,已经和原迹有一定的差距。按启功先生的理论,我们还原书写的本来面目——共21行,竖有行而横无列,很符合行书的展开;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展示出一派自信兼从容自得的心态,略有些李北海的味道;行间大于字距,疏朗与紧凑达到合理的统一。

  此墓志虽不能说是顶级精品,也是值得品味的精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