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晋到吕进

　　臧克家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中写道：“吕进同志从少年时代就发表诗作，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知其意义与甘苦。”的确是这样，说起我和“缪斯”的缘分，还得追溯到少年时代。

　　上世纪50年代初，四川分为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分设行政公署，成都属于川西。我就读的川西实验小学，是川西最大的重点小学。我的家住在成都北门的万福桥，那是幺姑婆的家，庭院里住了三家人，除了幺姑婆家和我家以外，还有一家姓夏的房客。夏家有一位年长我好几岁的大哥哥，是位高中生，他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文学阅读，并且也学着他的样子向报刊投稿。

　　那个年代，只要是投稿，把信封剪去右上角，写明“稿件”字样，是不用贴邮票的。成都市区还设有涂着黄色筒顶的邮筒，这是快件邮筒，本市的邮件朝发夕至。我投稿的报刊是成都团市委的《少年报》。开始的时候，寄出的稿件命中率很低。我的退稿往往是好几篇装在一个信封里一起寄回来，附上一封“编辑大朋友”给“吕进小友”的信：指出稿件的优缺点，再鼓励几句。慢慢地，稿件命中率有所改善，主要是简短的新闻报道，也有短文，还有连环画脚本，再到诗歌。

　　小学时代的稿费只有现在的一两毛钱，是直接搁在信封里寄来的。我拿着这些钱可以到青年路的旧书摊买到好些旧诗集和旧杂志。但说实话，稿费对我这个穷孩子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看重的是自己的兴趣，是成就感，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发现。

　　1958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一进校门，就看见办公大楼前耸立的毛泽东全身塑像。我激动不已，诗情涌上心头，写了一首《毛泽东颂》。诗稿投进设在办公大楼门前的校报投稿箱，不几日就见报了。编辑部给外语系刚入学的新生吕进寄来稿费单：金额一元，“凭条到学校财务科领取”。取得稿费，除去花费定制私人刻章用于在稿费单上盖章的费用，实得八毛。

　　从小学开始，文学慢慢亲近我，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首先改变的是名字。我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诗人的自白》里第一次披露，“吕进”并非我的原名，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吕晋，文学少年吕进总觉得这个“晋”字有点“升官发财”的意思，就自作主张，在投稿时改署“吕进”，“吕晋”就被“吕进”遮掩。川西实验小学颁发的毕业证上居然也写成了“吕进”，从此吕进就成了正式姓名。从吕晋到吕进，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时间是个魔术师

　　时间是个魔术师，他可以变换世界的一切。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这是1949年后全国新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我正在川西实验小学的毕业班读书，戴着红领巾，和同学们一起，在成都火车站广场席地而坐，欢迎乘坐第一列成渝列车来蓉参加通车典礼的重庆访问团。我们一边挥舞小红旗，一边唱着：“哎——哎嘿哎嘿哎嘿哟，代表们啊来得早啊，我们向你问声好啊，嘿！”坐在列车上的代表中就有诗人邹绛，后来和我一起创办新诗研究所的亲密同事，新诗研究所三大导师之一。而流沙河发文回忆，他当时才二十几岁，是一名年轻记者，在成渝铁路通车现场采访。

　　六七年后，我也到了重庆读书，每次假期乘坐火车回家，都会激发灵感，写出一些诗歌：“当年的颗颗汗珠/化为花瓣遍地开/当年的筑路号子/化为火车汽笛阵阵来。”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成都没有文学杂志，川西文联只编有一家刊物《川西说唱报》，全部刊登曲艺作品，我就写了一篇金钱板投去。金钱板是韵文，和诗接近一些。编辑部的信来了，约我面谈，署名“茜子”，我兴奋不已，这可是我崇敬的作家啊。川西文联在布后街，我这个小学生找不到，东找西找，很晚才到编辑部。茜子一惊：“你是吕进？”他大概没有想到作者是个小孩子。然后就开起玩笑来了，摸着我的头说：“找不到布后街？你问警察叔叔就行了嘛！”30多年以后的一天，我接到茜子从成都寄来的厚厚的邮件，是诗稿，并给“著名诗评家吕进同志”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介绍自己，求教。我赶紧给他回信，我就是那个投稿的流鼻涕小男孩啊，你不用这么客气，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重提往事，再次谢谢他30多年前给我的指导。

　　绿色的年龄

　　1952年夏天，我从川西实验小学毕业考入成都七中，我的初中和高中都在这所中学度过。在成都七中的六年，我的诗可谓“不择地而自出”，形成一个高潮期。七中的校报《年轻人》在师生中分外抢手，我的诗经常出现在校报上，成为学校“有名”的诗人。有时候，校报拿出几个版的篇幅刊登我的长诗。

　　那个时代，看电影是中学生的主要娱乐活动，所以，看电影后写的诗也就不少。看了根据鲁迅原著改编的电影《祥林嫂》我就特别难以忘怀，写了一首《给祥林嫂》：

　　（鲁四老爷说：“不准哭哭啼啼”）

　　听见吗，祥林嫂

　　“不准哭哭啼啼”

 

　　不准叹气，不准喘息

　　只准当无声的奴隶

　　只准当麻木的工具

 

　　有泪，也只能

　　咽进肚里

 

　　辛酸的泪啊，咽进肚里

　　祥林嫂，你的心

　　怎能不被泪水浸苦啊

　　成都七中原来在成都青龙街，位于市中心。后来迁到城郊的磨子桥，我就读时，那里周围还是农田。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在学校周围散步，发现一片冬瓜地，绿色的冬瓜挂在一个个冬瓜架上，在阳光下给人一种特别的感动。我和同学在冬瓜架前留影，于是，《年轻人》出现了一首《题照》：

　　绿色的冬瓜架前

　　肩并肩照一张相

　　纪念青春年代

　　年龄像冬瓜一样

 

　　从无边的大地

　　吸取丰富的营养

　　绿色的冬瓜

　　谁知将来重量？

 

　　从流动的岁月

　　学习不停的成长

　　绿色的年龄

　　正是一生的启航

　　“从流动的岁月/学习不停的成长”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诗句。这首诗写于1957年8月，而在1955年6月我的诗生活曾经遭遇过“绿色的年龄”里第一次“滑铁卢”。初中的我，读到艾青的长诗，很喜欢其中的四行诗：

　　愿我的这颗心

　　能长上翅膀

　　像鸽子带着信

　　我带着希望

　　于是我就铺开稿签，以这四行诗开头，继续想象，我的心飞呀飞呀，飞过千山万水，飞到北京，停在毛主席身旁，给毛主席带去全国小朋友的祝福。这首题为《心愿》的诗寄给《红领巾》杂志后，1955年6月号就刊用出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收到样刊和稿费，于是去信询问。回信来了，“编辑大朋友”说，你的诗稿开始四行现查明是艾青的，一字未改，“吕进小友，所以我们商量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认定这是部分抄袭，就不给你寄样刊和稿费了。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写作，不要灰心。”初中的我这才懂得了模仿的界限，虽然编辑部并没有在刊物上公开说过什么，我自己却深深地吸取了教训。

　　情深意长

　　上世纪5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成都七中真是名师荟萃，好些老师后来都调到大学去了。我的语文老师是白敦仁，明代文学专家，他教的《木兰诗》等古代名篇，进入暮年的我至今也能背诵。有一学期开学，我家太穷，实在交不出学费。白老师是班主任，我的妈妈就去到白老师的家里。家境并不宽裕的白老师立即说：“吕进的学费我交了，这个孩子不能耽误，他将来必定在文科有出息的。”我读高二时，白老师奉派去波兰华沙大学任教。那年暑假，他回国休假。在他又将离开成都去华沙的时候，我们一群学生去看望他，我写了一首赠诗《送白老师远行》：

　　在祖国，你是主人，又是客人

　　我们相见，是多么短，又多么永恒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和老师

　　你又要踏上遥远的异乡

　　去倾听维斯杜拉壮丽的歌声

 

　　遗憾自己不能长出翅膀

　　在天海里划着，为你送行

 

　　我将一颗爱心付与一弯明月

　　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

　　这诗被同学们广为背诵，得到赞许。白老师后来回国后调往成都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系主任。

　　我感恩成都七中，母校也没有忘记我。2005年是成都七中建校一百周年，时任校长王志坚在庆典上致辞，后来又在2005年5月30日的中国教师研修网上发表了这篇致辞：《教育观念，与时俱进》。他写道：“成都七中是一个教师与学生双向成才的摇篮，从学生的角度看，成都七中百年的历程，培养出了李萌远、陈家镛、时尚福、王昂生等院士和屈守元、吕进、白敦仁、冯举等著名学者教授以及解子光、查有良这样的教育名家。”我很感动，但是，把白老师列在我的后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我更感恩文学，心灵太阳照亮的诗的世界充满愉悦、崇高和纯净。诗大大改变了我的现实人生。一个生活在诗的世界的人，对文学外的世界就别有一番打量。这种打量使我常常“忽略”一些俗世不应忽略的事，重俗世之所轻，轻俗世之所重，别有寄托，别有向往，别有欢乐，获得洒脱乐观的人生风度，从少年时代一步步走到今天。

　　（作者系西南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新诗研究所荣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