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 type="text/css">.TRS_Editor P{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D{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H{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SPAN{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FONT{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UL{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LI{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TRS_Editor A{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0.5pt;}</style><div class=TRS_Editor><p>　　与怀素谈“情”，是不是一种无情的无聊？怀素草书艺术纵逸恣性，虽多有理性制约，却更多个性使然。一个自幼入空门的僧人书家，以“狂”出名，而他又绝非是因精神病患狂，全在作书时的“狂态”“狂兴”以纵情，这不是与佛教道义相悖吗？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佛门书法是表情艺术吗？怀素如何在书法中表现情感？他又表现了什么样的情感？如此必须得与怀素谈“情”，不谈就进不了怀素草书艺术的深邃。</p>
<p><strong>　　“遣情”不等于无情</strong></p>
<p>　　世界历史表明，大多数历史时期中艺术与宗教是互相激励、互生互长的。佛教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中又有特殊性。佛教引入中国，经过与传统的儒和道相冲突、相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式佛教”，中唐以后合而为一，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休戚与共。正是佛教文化塑造了中国僧人的人格精神，确立了他们的情感取向。中国佛教徒把“普度众生”与现实关注相结合，决定了他们无“小我”而有“大我”之境。</p>
<p>　　如果把中国佛教的人格精神落实到文艺中，这种艺术观念是超功利的，排遣人类的自身情感，从而获得一种高尚的、纯洁的超凡脱俗的情感。仅从僧人“寡欲”出发，否定他们的情感，实乃大错特错。唐代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就曾对僧人的书法作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书法艺术表现人生和现世，离不开人类情感，而空门弟子视人世间为虚幻，心如枯井者不可能创造真的艺术，言外之意，像高闲和尚之类谈不上真正的书家。其实，基于中国佛教徒的世界观，僧人们以其高洁的精神生活涉足文学艺术领域合乎中国文人口味。</p>
<p>　　清人刘熙载说：“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所谓“双用”与“双遣”，即指入世与出世，意在说明两位书家对于情感的运用取截然不同之法。“双用”即指借抒情而言志，“双遣”即排遣情性、无功利色彩。张旭把生活中的一切情感都融化到草书里，凡喜怒哀乐，“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又把现实生活激起的情感反映借草书表现出来，观“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作书完全是激情澎湃的倾吐。怀素则不然，僧侣生活决定他排遣情感的方式，“迷情既释，然后大方之言可晓，保生之累可绝”，他虽得张旭启发成就狂草大家，但在精神上却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要跳出字面深入内心去理解，实质上，“遣情”不等于无情。“遣情”是“忘情”，忘却小我之情可以更有效地进入“人书两忘”的艺术创作境界。不论于经禅，还是于书法，同以情感为桥梁，桥的此端拴着自我，桥的彼端连着世界，从自我出发走入芸芸众生，这种精神升华可以使人享受到艺术之美，展现出“合天理、通宇宙”的“大我之情”。</p>
<p><strong>　　怀素情感的艺术表现</strong></p>
<p>　　情感表现有自然表现和艺术表现之分。情感的自然表现，通俗地理解就是无遮掩的喜、怒、哀、乐。情感的艺术表现是人类对自我内心生活的认识、丰富和发现，艺术表现的情感是诗意的情感、审美的情感。情感的艺术表现不仅要有形式上的起伏变化、气势节奏等因素，还要用具象或抽象的形式去唤起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同内在情感是联通的。也许这就是我国艺术史上喜欢以山水花鸟或抽象的笔墨书法表达内在情感的原因所在。</p>
<p>　　“蕉叶代纸”“盘板皆穿”“墨池”“笔冢”“西游上国”“广学博采”，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怀素对书法艺术专心致志、穷其一生。特别是在他夯实基本功、笔法高度娴熟后，进而取法张旭，再攀狂草之巅，舞弄翰墨已占据了他僧侣生活的全部，怀素成为一位过着僧侣生活而献身书法艺术的宗师。书法艺术因为纯粹的表意性而成就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狂草结构几乎接近于线符，更注重表达情意，被视为书法的极致。纵观怀素的创作道路，他所取得的成就既是刻苦勤奋的结果，也与其书法审美自然观相关。观悟自然，虽是直觉，却是怀素内心情感转换的一种获得形式，加上丰富的阅历、意在笔先的功力，所以，他能通过草书创作将内心情感“意象化”。所谓成功的艺术表现，就在于其内在情感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意象。</p>
<p><strong>　　以雾里看花的境界领悟悲欢之上的“酒神”</strong></p>
<p>　　谈起怀素创作来，自然是免不了“酒”。他的草书艺术正是与酒联姻而生奇妙。“醉意”成为一种情感的趋向力支配着他的艺术行为，使他的创作形态纵逸，整个情绪于亢奋之中形成了情感的总激发和总释放。“醉”之癫狂促使他在恒定的生命旋律中获得审美快感，从而进入艺术表现的理想状态。“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说明怀素狂草进入最佳状态与酒的关系。</p>
<p>　　怀素借助酒以入狂境，不仅仅是倚酒性释放天性，更重要的是借此激发自己的潜意识。比如，初学书法者，先是照帖从笔画到结构逐字临摹，经过长年累月练习后，即可得心应手，创作作品时学到的笔法、结构、章法等都在不经意中流露，达到心手相忘。初学是有意识的活动，学到功力后，到创作时就成为潜意识的活动。作书之前对所书内容斟酌再斟酌，以期意在笔先，这是有意识的活动。一旦思考成熟，提笔着纸之后，容不得斟酌推敲，需一气呵成，就是潜意识。所以很多学书者感觉到，越是精心设计，作品质量难以上佳，反而有时无意识却写出好作品来，正如古人所说“技到无法始见奇”，这些都说明潜意识具有强大的创造力。</p>
<p>　　潜意识的释放，与“酒后吐真言”同理。平时在头脑中形成的各种杂念、意欲、行为准则、条条框框制约着艺术天性，使其不能自由随性。可以猜想，怀素借助饮酒给天性以最大的自由。酒酣之时，理性退后，心境得以净化，艺术天性随意驱使着笔墨纵横驰骋，无拘无束，大胆放任，意象迭出，痛快舒畅。往时锤炼出的精到线条、妙趣结体、章法把控等技法，在此时得到最大限度的绽放。然而，这一切的潜意识，在酒醒之后理性占上风时则自然退去，欲求不得了。故，怀素狂草的情境创造，妙在天性与理性之间、糊涂与清醒之间，此境“妙不可言”。</p>
<p align="right">　　（作者系湖南省永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