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语言”不仅是人类文化传承积淀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言语教育”是在清晰准确把握言语功能价值及特性的基础上所开展的一系列关于言语交际和写作运用能力培养的教育教学模式。中华民族自古“尚言”，热衷于深入挖掘并巧妙运用言语的魅力达到良好的社交效果，据记载，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十分重视言语教育，其中先秦和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言语发展最为活跃繁荣。尤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蜂起，文化思想和教育发展空前繁荣，各种优秀言语教育思想纷纷涌现，几乎所有言语和教育形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端或已达到鼎盛。尤其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儒道先圣纷纷就言语及其教育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并在其教育活动中予以践行。这些异彩纷呈却又殊途同归的言语教育主张集中阐明了先秦言语教育培养的思想理论以及文化艺术价值遵循。通过对儒道两家言语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系统看到先秦言语教育发展的盛况，同时也能为当下我国口才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
先秦儒家言语教育培养的思维模式
先秦言语教育发展中地位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儒道两家孔、孟、老、庄四子的言语教育思想理论成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哲关于言语教育的思想及培养方式与儒家治国理政、道德教化主张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言语教育培养思维和模式在整个先秦言语教育发展中举足轻重，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
一方面，孔子始终高度重视言语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独特且重要的功能价值，他的言语教育思想及培养模式深深影响了先秦乃至后世的言语教育发展模式。在言语教育目标和价值上，孔子认为：“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不知言，无以知人”，因而言语关乎国家社稷安危，同时也是知人论世、传道授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其二，关于言语教育的目的，孔子主张“有德必有言”“言语以辞命为重”，即言语教育的目的是塑造高尚德行，直接表现为提升学子的言辞运用和交际能力。其三，在言语教育培养实践中，孔子的教学授课常以上古文献典籍为教材参考，尤其重视以《诗经》为依托进行言语规范教学。在言语教学方式上孔子一向坚持因材施教，立足实际重视实践教学，能够准确结合学生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多元的教学引导。
孟子的言语教育培养在追随孔子的基础上也凸显出其独有特色。在言语教育思想上，孟子更偏向“辩论”这种言语技巧的准确运用和把握，提出“我知言”，善于剖析辩论中存在的言语偏颇、浮夸、邪僻、搪塞等问题根源。同时与孔子一样，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等言论都彰显了他在言语教育上尤其重视道德品行塑造的思想遵循。根据其言语教育思想，他的言语教育培养方法也重视言语技巧培养并倡导建立在厚德基础之上的君子之言。
先秦道家言语教育培养的思维模式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言语教育培养问题上又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其言语教育思想同样与道家“无为而治”“中庸之道”等主要主张一脉相承。老子在言语教育上奉行“行不言之教”，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辩若讷，大巧若拙”“正言若反”。从中能够看到老子反对过分刻意、人为、造作的“有为”话术，倡导返璞归真，顺其自然，在少言、讷言中达到“大辩、大巧”的言语最高境界，同时以“不言、不美、不辩”的状态达到彰显“知、信、善”的言语运用宗旨。
庄子作为老子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言语思想上颇有新意，最突出的莫过于他的“言意之辩”。庄子认为语言的功能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分表“意”，主张在“言意相分”“言粗意精”“得意忘言”中着重把握有限语言中的无限意义和精神。他用朴素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待言语现象，透过言语表层现象揭示言语本质，将言语的表达功能推向了更高的认识维度，这是先秦言语教育发展上的重要创举，也是对言语表达功能的拓展和突破，对于先秦其他言语教育思想及之后相关言语教学培养皆具深刻影响。
道家老庄关于言语及言教的思想论述同儒家一起将先秦言语教育事业推向顶峰，无论是思想的系统性、思辨的深入性还是影响的广泛性，儒道两家言语教育成果在整个先秦言语教育发展格局中都处于主干甚至主导地位，同一时期的其他言语教育思想流派以及相关教育培养实践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结。整个先秦言语教育培养实践都深受儒道两家言语思想启蒙和方法引导，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中国传统言语文化发展的稳固基石。
先秦言语教育的社会影响及艺术意旨
纵观先秦百家关于言语教育的思想学说，儒道两家的言语思想集中呈现了先秦时期言语教育发展的成果走向，两家之言虽多有对抗差异，但同时也是一种互补。且究其根本，在先秦言语教育这一宏观主题下，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及其中呈现的艺术思考是具有相通之处的。
一方面，先秦时期言语教育相关的各种思想主张都致力通过对言语技巧的灵活运用、言语现象的辩证看待和言语理论的系统把握实现言语多维度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论语》中孔子分别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标准对门下弟子进行能力评价，此即“孔门四科”，也标志着先秦言语教育科目的创设。由此可以看出先秦言语教育早已将言语同德行、政治以及文化紧密联结。正如孔子认为言语运用关乎社稷安危，孟子以及老子庄子都将言语表达与主体精神修养、德行品质紧密结合，先秦百家对言语教育的重视源自于对人才道德素养和治国才能的重视，高超的言语运用能力和表现能够看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文化政治理念，换言之，要具备百家先哲所要求的言语能力，首先必须修养身心、提升德行、提高思想境界与文化素养。正是基于这样紧密的联系，先秦言语教育的繁荣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政治文化、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
另一方面，言语的运用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先秦言语教育并不局限于言语本身乃至道德层面的拓展延伸，言语的内容、形式、意涵也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其一，先秦言语教育高度重视语言运用的规范化，比如言语辞藻与内容要相称中和、言语运用既不失于粗鄙也不流于浮夸、言语使用要根据情景场合灵活调整使之符合礼仪社交习惯等。先秦言语教育的发展促进当时言语的规范使用和巧妙运用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在语言运用上愈发追求词句语言的美感，这种艺术美感既表现在语言词句内容形式上，也表现在词句背后的意象美上。在此基础上，我国文学作品创作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赋唐诗宋词，都尤其注重语言词句的艺术美。其二，先秦的言语教育思想中已经普遍有了修辞、寓言的身影。比如子贡的“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庄子的“其翼若垂天之云”等，这些修辞手法的出现更是突破了言语表达的表层局限，不仅拓展了言语表达的思维意境和空间维度，同时也使得语言具有了另类浪漫趣味的艺术价值。由此可见先秦言语教育发展之成熟鼎盛，言语教育的发展不仅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文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进步，也让言语的艺术属性被挖掘和凸显出来，从此中国传统言语词句不仅作为主体思想情感表达的工具载体而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类极具传统文化魅力的独特艺术形式给予人们心灵和精神层面的陶冶抚慰，这正是先秦言语教育的艺术意义所在。
先秦言语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科基础，因此回顾先秦诸子百家经典言语教育思想，探看先秦独特且系统的言语教育模式，深入分析先秦言语教育背后的社会和艺术意义，对于当下我们重新审视口才教育问题、正确看待中国传统言语教育价值意义非凡。
（作者系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先秦言语教育培养体系及其现代意义——以稷下学宫为例》（21D1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