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整个社会对“大美术”的需求不断增长，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乡村振兴，“艺术介入生活”变得无处不在。近两年，在成都、武汉、济南、广州等城市举办的双（三）年展，以广泛的社会反响成为“艺术为城市文化赋能”的杰出案例。近日，由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武汉美术馆主办，湖北省美协、武汉美协、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协办的2023年“策展在中国”论坛在武汉举办，近40位专家学者围绕“双年展与城市发展”“策展与乡村振兴”“武汉城市的策展史价值”“城市内外的‘策展力’”4个论坛议题展开学术讨论。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介绍，本届论坛以“策展与文化赋能”为主题，汇集展览策划与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的新实践和新思考。

　　双年展，城市文化的发电机

　　在天河机场进入武汉市区的途中，印有“艺以通衢——2022武汉双年展”的高速路牌引人注目；就在2022武汉双年展开展之时，武汉两江四岸上演了双年展主题灯光秀，“艺以通衢，人文武汉”字样闪烁在长江夜景中。双年展正在以人们熟悉的日常融入城市生活。

　　双年展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事件，它的繁荣与否和所在城市的格局关系密切。始创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是中国最早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其以开放的视野持续追踪全球语境下的社会变革及知识生产趋势，成为每两年一次集结于上海的大型国际当代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在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旭看来，上海双年展的意义在于其“足够老”，在上海出现双年展也与上海作为东西方交流重要窗口的意义相关。“第一所美术学校、第一本美术杂志都是在上海诞生，上海双年展设立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中国本土建立一个国际交流平台，让外国人也到我们这里同台竞技。”每届上海双年展关注的话题都不相同，“1996年关注油画， 1998年关注水墨，2000年关注国际化的问题；2002年的‘都市营造’关注建筑和城市规划，2004年的‘影像生存’关注影像新媒体，2006年的‘超设计’关注设计进入当代艺术领域……”上海双年展如同一台都市文化的发电机，不断让最前沿的文化艺术生态呈现给公众。

　　双年展与城市文化赋能呈双向，尽管落地执行的方式不尽相同。由深圳创办于2005年，2007年香港受邀加入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一个双城互动、一展两地的双年展。“与美术馆里举办的双年展不同，深港双年展通过‘游牧式’的迁移，对城市地块和文化进行激活。”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建筑系副系主任、副教授王子耕说。最初深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大部分是建筑学者，2017年开始引入艺术板块。在策划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时，策展团队面对的是来自政府的“命题作文”。“当时要求我们做‘双碳’话题，我们就把话题延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人类与不断改变的自然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联性话题。”王子耕说。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设置“何以共栖”“物灵之旅”“寰宇对话”“未来聚居”“共同行动”5大主板块。王子耕说：“我们还为5大主板块配有5个图章，集齐图章就可以换取双年展礼品。”

　　“双年展天生的任务就是去探索当代艺术和城市的关系”，《画刊》杂志主编孟尧认为：“如何避免双年展成为一个假的旅游项目、一个空泛的景观项目、一个言之无物的艺术现场？如果是为办双年展而办双年展，双年展容易变成和所在城市文化无关的无根展览，这可能是今天双年展需要警惕的问题。”“国内双年展的接踵而至，表现出国内目前在艺术发展方向上的韧性。”广州美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森认为：“国际不断出现的双年展呈现出的‘去中心化’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隐含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讨论双年展时，如何处理地方与全球的关系是近30年一定会涉及的话题。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双年展化’存在的可持续性危机，但是我们同样应该重拾在地语境与全球化之间的连接。”

　　艺术地标，嵌入城市的文化策略

　　观察国内的主要城市，尽管西方的展览经验对于美术馆策展的影响不可回避，但地域文化构成的有关城市策展的独特语境同样值得关注。湖北美术馆策划部主任夏梓表示，如今的中国现当代美术馆在传播外国美术展览中逐步生成越来越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城市的美术馆越来越成为跨文化交流、合作、推进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共生发展的现场。美术馆作为连接城市内外的文化地带，正在以以人为本的方式寻求人文交往，从细微处凸显的温度为城市增色。位于保华街的武汉美术馆（汉口馆）曾是金城银行旧址，其侧面外墙的红色“惊叹号”已是武汉各大平台火热的打卡点，这其实是艺术家李郁、刘波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地图》，据湖北省美协副主席、武汉美术馆馆长陈勇劲介绍，《地图》源于“艺术之城：金城银行前世今生（1930-2020）”展览，展览以金城银行建筑空间的功能变迁为起点，结合美术作品挖掘美术馆建筑作为文化地标的历史底蕴。陈勇劲说：“刚开始涂鸦的时候，有市民投诉说我们破坏了历史建筑，我们进行了解释，不到一年，这个点褪色了，我们又接到市民投诉，说它不鲜艳了，要重新弄一下。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美术馆做了一个记录。”

　　“城市空间的拓展说明了策展力的原始动力，我们利用策展的动力，从美术馆到周边的公共空间，让城市文化再次回到美术馆进行重新梳理和展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陈瑞表示。在谈及“环南艺”艺术文化街区的概念时，他说：“由于南艺面积有限，因此把学校旁边的南京工程学院老校区和后面公园纳入其中，初步形成这个概念。我们把学校的展览打造成艺术嘉年华，除了夜间开放的美术馆、户外艺术馆外，还有室内舞蹈演出和T台走秀，非常火爆。次年就变成连续性的市政府活动，并不断和周边广场、公共空间结合。”

　　作为学术延伸，策展人从问题出发进行田野调查，使自己的展览系列化、逻辑化。地处武汉汤湖公园里的小型美术馆——汤湖美术馆在运营的8年中，用策展行动探索城市文化生态。“我们主要根据汤湖美术馆的场景和武汉地区的需要，在不断重访历史的过程中通过水墨汤湖艺术项目、地域艺术谱系梳理等，构筑汤湖美术馆独特的场所记忆。”汤湖美术馆馆长、江汉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王心耀说。

　　艺术乡建，为振兴乡村赋能

　　艺术家与策展人也将目光投向广大的乡村，探索艺术乡建。他们当中，有的生长于乡下，有的与乡下偶遇，有的居住乡下从事艺术创作，产生出许多案例。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院长高鹏如今生活在大湾区，他观察到这里的高楼大厦经常会挨着乡村。3年中，高鹏做了很多有关城中村老旧社区活化更新、古村落活化的项目。他说：“珠海的野狸岛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座美丽小岛，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里之前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绿地设施不自然、人车混乱等，但这让我们同时发现其在不同领域的可能，策展和规划能够集中各自的优势，统一进行考虑。”“‘美丽乡村’很简单，衡量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就是村民有没有获利。”同样来自大湾区的广东省文史馆艺术中心秘书长方旭东说。几年来，方旭东走过2000个村，“很多所谓成功的美丽乡村案例，我认为不算成功，只要自己去看一下就会发现千篇一律，没有产生效益。”就像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院教授孙振华所说：“所有谈及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问题，我们还处于探索案例的阶段；在艺术乡建中，谁才是主体？”中国美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副馆长张春艳表示，在经过几百个案例调研后，我们发现不管是城市更新还是乡村建设，只有把工作机制建设好，当艺术家离开时，他的理念才会继续生长，因此想探索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艺术家的智慧凝聚在一起，形成有效的合作和联动。

　　位于西北地区的银川当代美术馆是一座与乡村“血脉相通”的美术馆，它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洲，美术馆的旁边就有村落。成立8年来，银川当代美术馆在策展中一直保持在地性，“我们知道美术馆要跟周边居民建立链接，就通过一些展览、公共教育活动、学术研究和周边的人产生联系，让他们逐渐关注并了解我们的艺术”，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赵子懿说：“在美术馆的新近项目中，我们选择民间艺术，但我觉得单独的民间艺术还是有距离，于是就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以对话的形式把传统与当代进行结合，让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下延续其魅力，迸发出更多的能量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