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简约、严谨、精湛著称的德国设计在世界设计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向为中国公众所熟悉并认可。德国设计重技术、重功能、重品质，强调系统性、逻辑性和秩序感以及设计的社会目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结合将持续至4月16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特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这样评价德国设计。

　　为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维斯滕罗特基金会策划的此次展览共展出战后德国设计作品300余组/件，包括迪特·拉姆斯、汉斯·古格洛特、鲁德夫·霍恩、玛格丽特·雅尼等杰出设计师，以及哈勒艺术设计学院、乌尔姆设计学院、奥芬巴赫设计学院等机构的设计作品，涵盖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家具设计、照明设计、室内设计，以及时尚、纺织品和首饰设计等诸多种类。

戴项圈的海豹玩具　雷娜特·米勒

　　两种不同的发展逻辑

　　设计是德国工业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大众延续至今的日常表达方式。展览力图通过不同功能的设计案例反映设计与历史、社会、日常文化等因素紧密交织的景象，探索德意志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德国在设计理念与实践领域的差别及相似关系，从而勾勒出战后德国设计史的全景。

　　20世纪初，得益于德意志制造联盟及包豪斯的诞生，德国设计获得了世界性关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1949年之后，德国设计在边界线两侧演化出不同的发展逻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设计成为“德国制造”出口行业的推动力，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设计旨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动力，其产品可为普通民众所消费。“战后的德国设计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就成为本次展览希望呈现的关键学术话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数月内相继成立。“二战”后最初几年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恢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主要任务是从德意志民族整体中分化出两种身份，并各自建立起正常运转的社会经济。在这些努力中，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边界线两侧的设计师们并非没有先例可参考，诸如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或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都是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使他们能有所建树的共同设计理念。尽管东西德有着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倾向，但对民众需求的反应是相似的，都注重大规模生产、先进的产品文化以及现代化住宅。展厅内精挑细选的展品恰是这特殊时期内东西德双方实际联系的最好体现。

　　发挥设计史研究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

　　“二战”结束伊始的德国尽是断壁残垣，人民身心受创，但也象征着新希望的开始。战后东西德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面貌，但都在第一时间积极建立了各类设计机构，包括委员会、院校和企业，一些企业还在东西德两边都设立了总部。在许多方面，德国“二战”前共同的现代主义设计遗产将两德设计师精神紧密相连，致力于为人民提供有用的、设计优良的日用品。

　　1961年，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柏林墙始建，标志着德国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峰。它分隔了家庭、亲友和商贸往来，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加剧了德国的分化，这种分化在柏林墙两侧不同的设计方法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集中式设计机构塑造了东德的设计特点，预制住宅社区的做法终被采纳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且全国大规模工业化实践与社会设计思想相配合。在西德，许多设计师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大型委托项目中，让设计成为企业文化以及“德国制造”出口品牌的代名词。尽管如此，东西德双方在20世纪60年代都经历了一场设计热潮，生产出各式各样色彩明快的、面向未来的产品（通常是塑料材质），反映了流行文化和太空竞赛时代的影响。

　　1973年爆发的国际石油危机使世人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此时东西德的设计师都在寻找替代策略应对资源的过剩或短缺。可持续性和亲身参与成为新的焦点，并由此启发衍生出了“DIY”或所谓“开放原则”的理念。由于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从时装、珠宝到家具领域的各种怪异的（通常也是一次性的）设计对象被创造出来，以回应个性化需求，克服“过时的功能主义”。在东德，工业设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衰落，许多设计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设计团体，抑或离开这个国家去寻求发展。而西德则在工业设计方面保持着引领地位，诸如青蛙设计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产品设计领域之外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这种变化加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师职业被重新定义并延续至今。

“花园蛋”座椅　彼得·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