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
阳翰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文艺界卓越领导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潮之际，举办纪念阳翰笙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意义重大。
我们纪念阳翰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及衷心拥护党、始终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阳翰笙同志少年时期深受“五四”运动影响，1922年上中学时，就和李硕勋等几位同学一起在四川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学潮；1925年，他在上海大学入党，旋即任支部书记、中共闸北区委书记；1926年，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8年初，调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和党的文艺工作，是“左联”创始人之一，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抗战时期，阳翰笙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倡议筹组了“剧协”“文协”，组织了党领导的第一个戏剧社团“中华剧艺社”，争取、团结了大批文化界民主人士为党的文化事业而共同战斗；1946年，奉令在上海筹建上海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使之成为党领导的电影阵地，拍摄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与郭沫若、周扬一道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还担任中国影协首任主席。1953年9月23日，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阳翰笙同志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后来还担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为中国文联的成立、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阳翰笙同志的光辉一生，就是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的一生：因为信仰，他投笔从戎，北伐南征；因为信仰，他弃武就文，投身文艺战场；为了党的事业，他领导抗战文艺和民主运动；为了党的事业，他掀起了进步电影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紧随党的步伐，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为党的文化事业和统战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阳翰笙同志的辉煌一生，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生，是认真学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
我们纪念阳翰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为民族、为国家鼓与呼。阳翰笙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新文艺运动的践行者和开拓者、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大师，在小说、戏剧、电影等创作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创作有《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生死同心》《八百壮士》《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北国江南》等电影，以光影的力量唤醒民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呐喊助威；著有《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三人行》等话剧，上演于抗战期间的后方和“孤岛”等地，通过舞台艺术提振士气；以及《地泉》《暗夜》《血战》《奴隶》《枯叶》等小说作品，深刻揭示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人们的悲惨命运，激起民众的反抗精神。作为一名党员作家，阳翰笙同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把自己雄厚的生活积累和时代呼声，熔铸在自己的创作中，践行着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创作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诚如他在《我的生活与电影文学创作》中所说，1932年，他在上海，亲眼目睹了闸北战争的悲惨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呻吟、咒骂、死亡，其心情万分激动。蒋介石却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使其义愤填膺，于是写出了报告文学《义勇军》，写沪西的工人义勇军参战，帮助十九路军打仗，记录了当时的战斗事实。他为“艺华”写的第一个剧本《中国海的怒潮》，则是写武装斗争，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呼吁，只有搞武装抗日斗争，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阳翰笙同志心怀人民、情系家国，具备大师风范，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
我们纪念阳翰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开拓进取、无私无畏、胸怀广阔、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顾全大局、善于团结、谦虚诚恳、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阳翰笙同志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期间，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将文联工作的主要任务具体化，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观点或建议：比如，他认为“文联文联，以文相联，联为了团结，团结就是胜利”“文联工作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繁荣与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有个共同的温暖家园，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艺术创作，为他们体验生活、艺术实践，提高政治素质等创造条件”。为此，还邀请陈毅、薄一波、张爱萍和艾思奇、钱学森、田汉等领导、专家学者来文联开设讲座40多场，听众达7万多人次，编写的学习材料印刷300万册。阳翰笙同志提出的这些政策、落实的这些活动，实际就是文联现在的宗旨、任务和作用，阳翰笙同志的这些开创之功，作为文联人，是不能忘记的。阳翰笙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满腔热忱地关心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成长，在加强党同文艺界的联系方面作出了杰出成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曾经说过，“阳翰笙老对人才的爱护、对我工作的支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下，才使我能够为人民电影做了一些工作，路子才走对了”。阳翰笙同志坚持原则、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是鲁迅先生眼中的“四条汉子”之一，无论在怎么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讲假话，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阳翰笙同志这种高贵品质、光辉精神、人格魅力，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
李兵（四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阳翰笙同志是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先驱，是新中国电影的缔造者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文艺活动，先后参与了“创造社”的活动和“左联”的创建，为我国进步文艺和进步电影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几十年的革命文艺生涯中，阳翰笙同志留下了300多万字的各类作品，包括《草莽英雄》《三人行》等8部话剧剧本、《北国江南》等18部电影文学剧本和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词及社会科学论著。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历程中，他为革命的胜利、为党的文化事业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和才华，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不会忘记革命先烈和为革命、建设作出贡献的老同志。我们深情缅怀阳翰笙同志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身体力行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时代写照的创作实践。我们饱含崇敬之情追忆先烈，学习他们为了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斗争精神。我们将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革命文艺、红色文艺和现当代文艺所取得的成就，凝聚着阳翰笙等老一辈德艺双馨艺术家的心血汗水，承载着他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二十大为新起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篇章！
廖文彬（中共宜宾市委副书记、市长）
阳翰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年仅18岁的他就离开故乡——宜宾市高县罗场镇，开启了光辉灿烂的革命人生。在成都省立一中、上海大学，他追寻真理、投身学运；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中，他身着戎装、指挥若定；在“创造社”“左联”，他笔耕不辍、创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他襄助总理、领导文艺，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谓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享有中国文化界“文坛泰斗”的美誉。
阳翰笙同志的家乡四川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中国酒都”“中国竹都”，有2200多年建城史、3000多年种茶史、4000多年酿酒史，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长江文化、抗战文化和酒文化、竹文化、茶文化，抚育了李硕勋、赵一曼、阳翰笙、唐君毅、余泽鸿等无数革命先烈和文坛大师，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和红色血脉。此次座谈会的举行，既是为了纪念阳翰笙诞辰120周年，也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生动实践，必将有助于我们在阳翰笙等革命先辈红色精神的感召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用好红色资源，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激扬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我们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何彬（中共高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翰墨千秋，笙歌百代。作为南昌起义中的“高县三杰”（革命先驱李硕勋、文坛巨匠阳翰笙、红军骁将张锡龙）之一，翰老的一生充满传奇，激励人心。他在求学期间，思想进步，领导学生运动。投身革命后，他信念坚定，文武兼备，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骨干。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任党代表，后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之后，到上海“创造社”做组织工作，兼办《流沙》周刊、《日出》旬刊。从此，他奉命从文，以笔为枪，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1930年3月，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中国成立后，翰老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奉献毕生。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翰老著作等身。
翰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家乡人民的光荣与骄傲。近年来，高县创新“红孩子”志愿服务品牌，少先队员们走进以“翰笙故居”为代表的各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景点，讲述家乡历史、革命党史，传承红色精神，传递红色文化，在全县上下掀起了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基因的热潮，翰老遗风正引领一代又一代高县儿女奋发图强。
罗怀臻（中国剧协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著名剧作家）
上海是阳翰笙革命的起点：阳翰笙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经香港回到上海，参加“创造社”。1928年，在上海开始红色文艺创作，从此走上革命作家道路。1929年，参与组织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12名筹备组成员之一。此后除短暂在重庆等地工作和生活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阳翰笙都是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和写作。上海也是阳翰笙作为革命作家的起点：他的第一篇小说《马林英》（1928年）、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1933年）、第一部话剧剧本《晚会》（1936年与田汉合作），都是在上海创作、发表或演出的。其20余载创作生涯和重要小说、电影、话剧代表作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所以说上海是阳翰笙红色文艺创作的摇篮。
20世纪，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艺，它肇始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鲁迅、陈独秀等是红色文艺的奠基人；郭沫若的诗歌，柔石、萧红和萧军的小说，田汉、老舍、曹禺的话剧剧本，开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红色文艺创作的先河。阳翰笙的话剧剧本和电影剧作，在中国红色文艺开创中也是不可替代的，他努力通过艺术的形象、最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传达着鲜明的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其作品历久弥新。当前， 《长津湖之水门桥》《我和我的祖国》《万里归途》等“新主流电影”深得观众喜爱，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正是阳翰笙那一代人打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他们自觉将革命理论与文艺创作规律紧密结合，避免红色文艺创作失去艺术魅力。
今天，在“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与“两创”融汇发展的新时代文艺理论指导下，红色文艺创作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作品更有魅力。因而，阳翰笙和他的作品不只是凝固在具体人具体时代具体作品上，更是一条蜿蜒流淌、生生不息的河源，是我们曾经面对、一直面对、还将继续面对的一脉相承的中国文艺创作传统。
王龙基（《三毛流浪记》中三毛饰演者、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名誉秘书长）
1947年初，我跟随父母从青岛来到上海，见到了史东山、曹禺、王为一、徐韬、赵丹等许多前辈，也见过阳翰笙伯伯多次，他谦虚、风趣，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十分尊敬他，非常钦佩他。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严恭的儿子、我的好友陈德赛告诉我：《三毛流浪记》由昆仑公司进行拍摄，筹备期间数次受到特务威胁，数次收到夹有子弹的恐吓信。漫画原作者张乐平、制片人韦布和全剧组都将拍摄这部电影当作是向独裁政权斗争的正义事业，并无惧怕和后退。翰老率先作出榜样，不惧危险，坚持到大木桥流浪儿集中地，深入流浪儿的生活，与流浪儿交朋友。组织上指定严恭陪同保护，为寻求掩护，翰老晚上在百乐门楼上写稿，伯母极为担心，要求严恭每天晚上打一个电话报平安。德赛告诉我：剧本写出来后，在筹备拍摄中的某天，翰老突然独自穿过徐家汇郊区菜地，来到三角地福华村严恭之家，告知他自己即日要远行去香港，实际他是经香港转道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嘱咐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迫害都要将电影拍摄好，这是一场艰苦而又危险的战斗，要谨慎。《三毛流浪记》能够拍摄成功，影响深远，阳翰笙伯伯功不可没，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从阳翰笙伯伯等电影前辈们身上，感受到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一个目标努力奋斗的高贵品质，我们要学习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和对朋友的真诚，要学习他们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信仰。我尊敬前辈们，我更热爱前辈们。感受到前辈们的优秀品质，这是我的福分，我为此而自豪。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阳翰笙的剧作题材重大、主题鲜明，注重时代环境的艺术呈现和思想主旨的正确引领。他从来不会为了艺术性而损害现实性，他的文化立场十分坚定，艺术目的十分明确。无论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还是外国题材，在他笔下都有明显的现实寓意，是为了唤醒民众、提振士气、振奋人心、鼓舞斗志。
阳翰笙的话剧创作重视戏剧性和艺术技巧，结构严谨、主线分明，矛盾冲突激烈，引人入胜。他将现实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意志冲突，内化为戏剧性情节构成的基本要素。他说，“没有斗争，便没有戏剧——这是文艺领域中戏剧这一形式所应具有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从我们的戏剧作品中看不见斗争，看不见矛盾，看不见冲突，那我们是很难保证这一剧作的成功的。”
阳翰笙的戏剧并非主题先行、高台教化，他很善于刻画人物、塑造形象，表现有性格、有特质、有个性的人物。在阳翰笙笔下，剧中人生活于典型环境中，呈现出典型性格，各人各性，绝不雷同。阳翰笙的戏剧风格刚柔相济、和谐统一，不止于“不尽江河滚滚来”，也有“泉眼无声惜细流”，他做到了雄壮之美与清俊之风的相得益彰、相映成辉。他所开辟的革命文艺道路，以及他所留下的宝贵创作经验，必将引领和鼓舞我们继续求索、不断前进。
王雪（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阳翰笙在自传《风雨五十年》的序言中曾说：“把社会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分量才称得准”，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传播、传承翰老的红色文艺成就与精神，也要“把社会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作为革命文艺的开拓者，阳翰笙本人的文学创作与革命目的、人民解放的事业始终紧密相连，他以笔为枪，把文艺创作当成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他说过：“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事业。”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反过来也增强了他在党内文化领域领导人的地位与影响力。
阳翰笙在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中，已经从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出发，自觉地归附于革命与大众中，从而弱化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这，既来源于他的现实经验，也来源于他理论水平的进步。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之后他们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大考验。
阳翰笙是一个诞生在四川南部农村的普通孩子，他之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辉煌成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道路，替人民喊出了真切的心声。
刘澍（中国电影史研究专家）
因为我前后编著出版过秦怡的两部传记图书，所以有幸作为仙逝的秦怡老师代言人，通过当年秦怡在我多次访谈中的谈话音频记录，就有关影片《北国江南》的拍摄往事，共同来追忆秦怡围绕这部影片与阳翰笙前辈之间的深厚的创作友情。
1963年，翰老编剧的电影《北国江南》将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被选中扮演的女主角是领导塞北黄土屯农业社建设贫穷家园的一个年轻女共产党员银花。当她跟随摄制组大队人马前往故事的发生地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地区体验生活之前，就主动找到翰老说明来意，翰老不但很热情地首先认可秦怡扮演他笔下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还语重心长地跟她谈了银花这个人物的创作基调。阳翰笙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文艺界从事繁重的行政工作，他欣喜地目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日新月异的突出成就，特别是新农村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村劳动妇女，一时间激情澎湃，主动积极深入生活，广泛收集民间素材，满怀深情地创作出这部《北国江南》，这也是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创作的电影剧本。当时，上影厂的影片《李双双》在全国打响之后，翰老精心塑造了银花这样一个具有中国农村进步妇女特征的典型形象，为此，秦怡清晰地记得当时翰老对于剧本的女主角银花和整个故事所说的每一句重点的话。他对秦怡深情地说：“李双双是一种典型，而银花又是另外一种典型，中国农村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翻身，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仍然是中国劳动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典型特征，银花形象的所作所为，要完全区别于其他农村妇女的形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姿态，牺牲小我而顾全大局。这样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人是值得歌颂的。”
于是，秦怡带着编剧的提示去体验生活时，也觉得心里似乎有了底，她在张北和宣化的两个多月艰苦的体验生活及大半年的实地拍摄当中，确实体验到了翰老所感受的一切。
周洪明（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
阳翰笙出生在四川宜宾高县罗场镇的一个商人家庭，他将自己的追求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尤其是在革命文学方面发挥了领导与协调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翰老之所以取得革命文艺斗争和文学创作两方面的非凡成就，皆源于他宽宏大量的胸怀和赤胆忠诚的品质。他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作品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艺术方面，其创作意图、主题思想、美学特征、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等，都具有独具风格的经典性和示范性，定格成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作为同乡的晚生后辈，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阳翰笙的著作，探索他的革命和文艺创作道路，学习他的创作思想和文艺思想。
金牛（阳翰笙外孙）
外公已经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随着岁月流逝，对于很多事情的记忆或许逐渐模糊，但是外公最感人的精神和品质却愈发清晰，激励着我们后人向他学习。我感受最深的是外公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要作出贡献的决心和行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统区，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年代，都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次见到外公时，我还很小，只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孱弱的老人，手不停地抖，随时可能咳出痰来。陪外公去散步，他也只能牵着我的手，非常虚弱地一步步走着。后来，通过各种学习和了解，我才知道，在这一副孱弱的身躯里面，包含着一位革命家多么坚韧、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另外，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国统区特殊的形势中，特别是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本身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做革命文艺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要面对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甚至屠杀。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外公和其他革命前辈，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以他们对同志、对朋友的真情实意，团结、感召、引领广大文艺界工作者心向光明跟党走，不向黑暗政权屈服，在国统区对反动政府发起有力反击，在文艺斗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