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工一（1922-1986）

　　九月二十日，是我国著名钢琴艺术家和作曲家、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朱工一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

　　“我的大学就是生活”

　　1922年9月20日，朱工一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亲以医为业，且酷爱音乐。受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即对音乐表现出浓厚兴趣和较高天赋， 6岁开始随父学习音乐知识，后又师从邬馥美女士学习钢琴，曾于8岁时在上海儿童音乐比赛中获得钢琴独奏冠军。自14岁起，朱工一拜师上海工部局乐队(后改名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意大利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梅百器先生，学习钢琴演奏和乐队指挥长达7年。同时，他还向旅居上海的外国音乐家学习作曲等音乐技能。期间，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他曾在教堂、剧院、中学和基督教青年会兼任乐队指挥、音乐教员、音乐干事等职。结束跟随梅百器先生的学习后，朱工一应聘银星话剧团担任指挥和配乐等工作，并随该团北上天津。之后，又曾在天津南艺剧团、北平南北剧团等剧团任作曲、指挥和配乐工作。为维持生计，其还曾在咖啡馆和马场俱乐部弹琴，并于1947年受聘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钢琴专业副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朱工一随北平艺专音乐系师生一起并入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

　　朱工一是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通过自学完成音乐学业的。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不仅使他成为集钢琴演奏、教学和作曲、指挥于一身的音乐通才，也造就了其纯真仁厚、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虽然在个人履历上没有任何大学学历记载，但生活这所大学，却让朱工一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积累了大量校园里无法获得的实践经验。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又勤奋好学，善于总结艺术规律，不但掌握丰富的钢琴文献，而且熟悉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作家的声乐、器乐、交响乐等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不仅是西方古典音乐，也包括爵士乐和各国民族音乐）。其演奏技巧娴熟，艺术修养全面，尤其擅于演奏肖邦、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同时，其即兴演奏和视奏能力也极强，且能迅速掌握新作品的精髓和风格，能在极短时间内较完美地公开演奏现代新作品。

　　朱工一曾表示：“中国钢琴教师中，像我一生这种经历的人恐怕还没有第二个。”“我的大学就是生活。”而这一特殊的人生旅程，不仅影响到了他的钢琴演奏和教学，也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塑造了他正直善良的品格。

　　一专多能的音乐“通才”

　　朱工一的教学理念与他的钢琴演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朴素且实用，将“严格的传统性与鲜明的独创性相结合”。他在教学中把“掌握风格”作为首要问题，主张音乐表现要着眼于整体，最完美的演奏就是“自然”两个字。他很少单纯地讲技术，但对每一首曲子都有极其明确的要求。对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不同风格的作品，他都能从整体上予以准确把握。其得意门生之一、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郭志鸿曾表示：“朱先生总能够给学生以饱满的自信，技术上的眼光很合理，着眼点高。他的很多理念在现在仍很有实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今对技术的追求偏激的问题。”其关门弟子、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潘淳也曾回忆道：“朱先生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他树立了我对不同时期作曲家作品风格的正确理解，这其实是对一个作品音乐性的理解。”从教40年，朱工一培养了郭志鸿、陈慧甦、方罗兰、王并臻、黄安爵、张伟华、鲍蕙荞、胡适熙、陈模、杨峻、滕矢初、朱珍、王绍麟、刘慧、孙翩、林盈、黄德荣、谢达群、吴迎、陈敏、董韵、赵威、邵丹、潘淳、潘洵、诸大明、黎耘、邓洁、郭湘、郭爽等一批优秀钢琴人才，曾获得“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除了教授钢琴主科，朱工一还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室内乐课的教学工作，并且一直坚持钢琴演奏，经常登台表演。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曾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举行钢琴独奏会、室内乐音乐会数十余场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更是活跃于京津的音乐舞台。他曾多次举办独奏音乐会、室内乐音乐会，也曾与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民主德国小提琴家舒尔茨、苏联小提琴专家阿巴扎等合作举办音乐会。他还积极推荐作曲家们的新作品，曾首演陈培勋的《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等新作。上世纪60年代，为开阔师生学术视野，他曾连续举办多场新作品音乐会，广泛介绍国内鲜为人知的西欧、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优秀钢琴作品。1973年其在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视奏土耳其钢琴新作品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被传为佳话。

　　作为指挥家，朱工一曾兼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和民族管弦乐队指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曾在天津举办的“双周音乐会”上，执棒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王澍的《家乡之歌》；也曾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一起，联袂演出《青年钢琴协奏曲》（刘诗昆、孙亦林、潘一鸣、黄晓飞曲）；他还曾与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苏联钢琴专家克拉芙琴科、声乐专家库克琳娜，合作公演钢琴、声乐协奏曲。

　　作为作曲家，其创作实践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作品有交响乐曲《杂感》、钢琴独奏曲《北平狂想曲》《托卡他》（技巧练习曲）、三首钢琴《序曲》、钢琴协奏曲《南海儿女》（与储望华合作）等。

　　爱生如子，育人有方

　　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朱工一是位典型的“斜杠”青年，而无论他身上有多少道“斜杠”，排在第一位的角色始终是钢琴教师。他对学生既严格又慈爱，不仅在钢琴演奏技术，更是在艺术精神和人格修为上给他们以引导。他常说：“一位好的教师，要十分珍惜和爱护学生在演奏中表现出来的哪怕微小的一点长处，要使学生建立起演奏的信心。只有糟糕的教师才总是喜欢把学生说的一无是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原主任杨峻自1956年（央音附中五年级）至1986年，跟随朱工一学习整整30年。谈起恩师对学生们的爱，他曾回忆：“与我同时在朱先生班上学习的同学还有许多，先生往往要花更多时间给差一些的同学补课。那时候先生身体不太好，经常带病上课，但每次系里举办学习演奏会或考试之后，他都坚持召集我们开班会，在会上耐心而详尽地指出每个学生的缺点和优点。特别是优点，先生一向主张要充分肯定。平时上课时先生也常说，不但要让学生知道自己的不足，也要让他知道自己的长处。”

　　在学生们的眼中，朱工一既是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老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长者。朱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深沉的、无私的。“他总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奔波，常常一连四五个小时给学生上课，甚至患病也要坚持。”杨峻谈道。他不仅对在读的学生关爱有加，许多毕业多年的老学生，当遇到专业和生活上的困难时，他依然会伸出援助之手。著名钢琴家鲍蕙荞曾回忆道：粉碎“四人帮”以后，被禁锢的音乐艺术得到解放，迎来了新的春天。但她却因家属的政治问题不能登台进行独奏表演。正当她心灰意冷、近乎绝望时，朱工一托人带话给她，让她随时可以去找他上课。“在那些远离了舞台的日子里，先生的话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像一股暖流流进了我早已冻僵的心！”“朱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鲍蕙荞说。

　　为中国钢琴事业鞠躬尽瘁

　　北平解放前夕,曾有位极其赏识朱工一才华的德国人提议带他出国,被他婉言谢绝；当“艺专”的同学们纷纷登机赴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并劝他一同前往时,他再次拒绝。自从选择留下来，朱工一便把自己的心与新中国的钢琴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他非常珍惜在“央音”的从教经历，始终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看作是自己人生真正的起点。

　　在中央音乐学院，朱工一曾先后担任钢琴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钢琴系副主任等职。正当他迈入一个音乐教师的黄金时期时，不幸的是，他于1981年罹患直肠癌。虽然饱受病魔的折磨，但他依然心系学生们的成长，关心着钢琴系的发展。在接受了痛苦的根治手术后，朱工一仍然坚持每周16学时的教学量，并全面承担起钢琴系的管理工作（1983年出任该系代理系主任）。20世纪80年代，国门重新打开。朱工一十分珍惜与国际音乐同行交流的机会，1980年，他带领学生吴迎、赵威赴波兰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1983年又带病应邀赴比利时担任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期间，他既注意处理与各国评委之间的关系，又展示了作为一位音乐家应有的尊严和风度。1984年秋，朱工一的癌症再次复发，他预感到自己患了绝症，一方面乐观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加紧完成未竟的事业。他曾在病榻上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潘一飞进行了30多小时的长谈，阐述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希望能对年轻教师有所启发；也曾积极协助其弟子、中国音乐学院葛德月教授编写完成《朱工一钢琴教学论》一书，为后人留下一份沉甸甸的钢琴教学文献。他总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和学生杨峻一起探讨钢琴的音色问题。

　　1986年1月8日，朱工一辞世。“中国音乐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在悼词中说，朱工一把“生命的律动停在了一个不完全终止的和弦上”，其未竟的事业尚有待后人去完成。

　　时光荏苒，转眼朱工一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这座艺术的丰碑依然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正如其曾经的同事和密友、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所言：“朱先生是中国钢琴和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先驱，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我们对朱先生的关注不应只停留在钢琴教育的领域，他还是一位卓越的作曲家、指挥家，他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是不应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