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我们的荆轲》海报

　　这两天，一直关注着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的一系列活动，尤其看到70周年院庆日当天的《茶馆》直播活动有5000万人收看、参与，令人十分震撼。这说明话剧的观众和喜爱者数量越来越多，也说明北京人艺在全国的话剧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以及文学爱好者、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跟北京人艺有过合作关系的写作者，我感到与有荣焉。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来，为国家、人民奉献了无数的好戏，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北京人艺的剧作一直热切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现实生活，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说出了老百姓想说没有说出的话，表演出了老百姓想表演没有表演的姿态，这些丰功伟绩历历在目，所有中国话剧爱好者心里都对北京人艺有一个高度评价。

　　我对话剧虽然是门外汉，但是一直是近乎痴迷的热爱者，我曾经说过，50多年前，当我初次通过《李白》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话剧，当然这部话剧后来也没有上演，原稿因为我羞于再见到它，也就把它扔到火炉焚毁了，现在看也是遗憾，没准现在还有一定的价值，可能再上演。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我之所以用话剧开启自己学习写作的道路，是因为观看了话剧《于无声处》，以及从部队图书馆阅读到的郭沫若先生、曹禺先生的剧本，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使我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感觉到话剧是说话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跟文化水平高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我的乡村生活经验当中，很多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上过多少学，有的甚至还是文盲，所以村子里最会说话的人往往是没有读过书的人，这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思索——就是人的语言首先是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未必先跟文字建立某种关系，这也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既然不认字也可以妙语连珠，可以说很有逻辑的话，那么我只认识几百个字，又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刚开始就不要写小说了，学着写话剧吧。当然这是我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法，后来我在部队里还是慢慢地开始学文化，多认识了一些字。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话剧就是写对话，把对话写好，话剧就站起来了，对话写不好就可能是别的剧。

　　对于中国的小说家来讲，跟话剧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白描，没有像西方文学那么多的心理描写，也没有什么意识流的描写，当然有梦境的描写，我们更多的依靠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想中国的小说家同西方小说家相比，写话剧更没有障碍，也更容易转行。当然，我一直在写小说，但关于话剧的梦想、想成为剧作家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

　　1996年后，我开始学习写话剧，先写《霸王别姬》，后来又跟北京人艺合作写了《我们的荆轲》，现在回头来看，有一些感受，更多的是遗憾。2019年，我跟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同事，第二次来到英国莎士比亚的故乡，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但是来到莎士比亚旧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跟我上次来的感受一样。来到英国的人如果没有去过莎士比亚的故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不管是怎样的恶劣天气，都有人前来瞻仰。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对同行说，我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努力地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我希望我努力的创作会使人们对我的称呼加上一个定语，就是“他是一个剧作家”，或者“他是一个写剧本的人”。这就会让我感觉到此生非常圆满。

　　所以，我今年一直在构思几个剧本，我想我的剧本未必能够适合北京人艺搬上舞台，未必能够在别的剧院搬上舞台，但是我想还是要写出来，写出来自我欣赏也可以。我想好的话剧剧本应该是一个文学作品，即便不搬上舞台，纯粹的阅读，也会对读者带来很多的艺术享受，因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话剧是文学，然后话剧才是表演的艺术。

（莫言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