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直是以自己的舞台演出同时代、观众，同我们戏剧的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既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又能以新的艺术观念进行着各种戏剧新面貌的探索，是一个有生气的创作集体。

　　1952年在筹建北京人艺时，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四巨头”在讨论如何形成剧院的艺术风格时，有过一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42小时谈话”。在这“42小时的谈话”中表达了他们的共识，就是：首先是坚持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这个基本原理，认真地向生活学习；全面、辩证地学习、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同时，认真地继承和吸收民族戏曲的艺术规律、表现方法，包括我们民族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曲艺等等，兼收并蓄，熔于一炉。导演焦菊隐、夏淳、欧阳山尊、梅阡和曹禺等带领着当时的中青年演员一起建造着北京人艺的艺术理想。

　　北京人艺作为一个上演“郭沫若”、“老舍”和“曹禺”为传统的剧院，既有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蕴涵诗情、诗性的现实主义；有老舍《龙须沟》《骆驼祥子》和《茶馆》描写市井生活、富有乡土诗情的、倾向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也有郭沫若历史剧《虎符》《蔡文姬》《武则天》演出所形成的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着中国文学、戏曲传统美学、气度恢弘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上演《带枪的人》《海鸥》《哗变》《伊索》《洋麻将》等外国经典剧目时又能在自己美学基础上胸襟开阔地借鉴、吸收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有价值的艺术观念及美学特征。还有一批如《明朗的天》 《烈火红心》《红岩》《年青的一代》等现代剧目体现了北京人艺的时代激情。这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风格和美学传统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北京人艺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提供了一批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培养了人艺自己的二代、三代、四代表演艺术家，是他们撑起了北京人艺这座恢弘的艺术殿堂；而且非常可贵的是，北京人艺培养了几代具有“健康审美”的观众。

　　1986年深秋，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演出了；1988年6月，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演出了。这两台演出的编剧和导演把戏剧新观念的追求，和北京人艺美学传统的基石相融合，给我们新时期戏剧的探索和实验以深刻的启迪。

　　作为我国话剧史上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剧院，我以为：北京人艺特别需要继续发扬自己的优势，进一步团结、沟通中青年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更进一步和他们进行学术性的合作，比如，为他们举行一些创作学术研讨会。当启用他们的剧本和导演构思时，北京人艺需要热诚地组织学者和专家为他们的初稿讨论、研究。为他们具体提出建议，帮助他们和学者们作一些学术交流，这是对中青年作家最直接、最具体的帮助。北京人艺用自己的双手帮助中青年艺术家和剧作家的成长、前进。须知，他们是推动北京人艺前进的“摇船手”。

　　曹禺同志说：“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他说：“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风格的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这将使剧院不致陷于死水一潭。”他还说：“这个剧院当然不抛弃自己通过艰难困苦、奋发创造才获得的所谓‘北京人艺风格’，但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

　　在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以实际的行动为推动新时代北京人艺的发展，来回应曹禺同志的嘱托。在我们的戏剧创作、演出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作为北京人艺的学生，也是它的战友，在它的70华诞，向它表示祝福！

　　（徐晓钟　著名戏剧教育家、导演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