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吴印咸 摄
一、“赤脚天堂”里的毛泽东家宴
“我赶快脱下皮靴/因为我发现/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都是赤脚/啊，延安/好一个赤脚天堂”。这首小诗创作于1939年底，它的作者是一名画家，名叫蔡若虹。蔡若虹是著名抗日将领蔡公时的侄子，生于九江，学于南昌，出道于上海，后来成为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这一年，他29岁，正青春。
和千千万万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爱国青年一样，年轻的蔡若虹和妻子夏蕾，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经过7个月的颠簸辗转，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和他在上海就熟悉的老朋友丁里、华君武在延安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相聚。可一到这里，万丈热情的蔡若虹内心一下子变得冰凉，刚刚遭遇日军飞机轰炸的延安残垣断壁，“一走出城门就是山，到处尽是山，不长树木的山，连野草也稀稀拉拉的荒山。那不黄不赤的颜色和不高不低的形象不但不讨人喜欢，还令人生厌！荒凉，荒凉，天下无比的荒凉！”
延安竟然是如此荒凉，这是蔡若虹没有想到的。然而，谁又能知道，仅仅过了一天，他的印象又彻底改变了——“歌声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口号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奇迹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原来无比的荒凉正是天堂不可缺少的背景，天堂的典型环境！”于是，画家瞬间变成了诗人，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赤脚天堂》。这种天堂般的感受一直珍藏在蔡若虹的生命之中，以至到了晚年，他在回忆录中赤诚地写道：“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
的确，延安就这样成了作家、艺术家们的“赤脚天堂”。他们在这里吃着小米饭、喝着南瓜汤，享受着精神上巨大的自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尊严。日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歌声中、口号声中度过，转眼就到了1942年。
这一年的2月15日，延安美协主办了一次讽刺画展。参展的70多幅漫画，对延安存在的一些社会弱点和问题给予了批评。17日，毛泽东参观了画展。大家请他提意见，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漫画要发展。”对毛泽东的回答，华君武说：“我不懂，又不敢问。”不久，毛泽东就主动约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枣园交换意见，举例对华君武画的《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自出面指导文艺创作问题。
那天一进枣园，华君武、蔡若虹就远远看见毛泽东坐在一棵高大枣树下的藤椅上，面对远处的群山和天上的流云，好像在沉思默想。蔡若虹回忆：“主席见了我们，把我们让进一间老式的客堂，完全是一种老大哥对待小弟弟的态度。”
张谔首先向毛泽东介绍说：毛主席，蔡若虹是蔡公时的侄儿。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好呀！那我今天应该优待烈属了。
谈话就在这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始了。
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很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
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纸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在枣园吃了一顿家宴。一张木桌上摆了三个菜，一碟凉拌豆腐，一碟西红柿，当然辣椒也是少不了的，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二、贺龙批评丁玲与毛泽东批评胡乔木
随着丁玲、萧军等一大批国统区和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到来，延安的文艺事业有了新发展新气象。但由于各自的文艺观点不同，文艺界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有人争生活待遇和名誉地位失去革命热情，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真心朋友。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开始研究作家、艺术家们的作品，或主动找他们交谈，或书面交换意见。
就在这时，延安北门外“文化沟”的墙报《轻骑队》，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内容，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有人建议中央封掉这张墙报，不许它再出。毛泽东知道后，冷静地说：“不能下令封，而是应该让群众来识别，来评论，让群众来做决定。”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上，贺龙、王震等人非常尖锐地批评了丁玲，对她写的《三八节有感》很生气。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贺龙的话说得很重，丁玲有点下不了台。坐在一旁的胡乔木一听，感觉问题提得太重了，觉得这样批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装作没听见，没有作声。
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看不出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晚年胡乔木回忆说，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五个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三、“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4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自己提着马灯来到中央研究院，用火把照明，认真阅读了《矢与的》墙报，又看到一些文章在“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看完墙报后，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致信毛泽东，反映文艺界出现的各种问题。4月9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拟面谈一次。”11日，欧阳山和草明二人面见了毛泽东。4月13日，毛泽东第二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不久，毛泽东先后邀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欧阳山、草明、周立波、姚时晓等谈话，交换意见。毛泽东还曾专门找刘白羽谈话，让他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刘白羽立即找马加、师田手、鲁藜、于黑丁等十余人座谈。会后，刘白羽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座谈会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再次约见刘白羽。此外，毛泽东还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教员们进行了集体谈话，有周扬、何其芳、陈荒煤、曹葆华、严文井等。在与作家、艺术家们的谈话、通信中，毛泽东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交换思想。接着，毛泽东又与欧阳山、艾青等写信探讨或面谈。
艾青面见毛泽东时，恳切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毛泽东约请欧阳山、艾青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
4月底，100多位作家和艺术家，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张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帖：“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订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署名“毛泽东、凯丰”。
四、“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
5月2日下午，“飞机楼”中央会议室的20多条板凳上坐满了人。1941年建成的“飞机楼”是中共中央办公大楼，是延安当时最为现代化的建筑之一。其主楼三层，两侧配楼各一层，从宝塔山俯瞰，因形状如飞机而得名。中央会议室平时是机关食堂。
当毛泽东穿着1938年下发的、上衣袖口和裤子膝盖上都补着巨大补丁、洗得发白但却十分整洁的粗布棉袄，从“飞机楼”后面不远处枣园的家中，信步向山下走来时，多年不见毛泽东的作家、艺术家们发现他变了：一是胖了，二是精神了。
会议开始，毛泽东第一个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就是朱德，“鲁总司令”就是鲁迅。毛泽东生动形象的开场白，赢得大家的掌声和笑声。
在毛泽东讲话中间，外面炮声隆隆。那是国民党军队在洛川向八路军进攻。一些作家、艺术家有些紧张，有人递条子给毛泽东，问有没有危险。毛泽东看了条子后说：“我们开会，听到炮声，你们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们的部队，能顶住。我提几个建议：第一，你们的母鸡不要杀了，要让它下蛋；第二，你们的孩子要自己养着，不要送给老百姓；第三，我们的部队在前面顶着，万一顶不住，我带你们钻山沟。”
毛泽东的话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大家又安心开会了。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等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
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争先恐后发言。
萧军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口气很大。他不仅是第一个发言，而且也是发言最长的一个，许多人都听不下去了。他身旁有个人提一壶水，时时给他添水，一壶水全喝完了，他的话还没有讲完。萧军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谁知萧军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洪亮的声音：“我发言。”大家抬头一看，嚯地站起来一个人。此人就坐在萧军旁边，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这多少让大家有些意外，更让大家意外的是，胡乔木的发言既尖锐又明朗，当场对萧军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胡乔木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胡乔木对萧军颇为出格的意见实在忍不住了，才站起来反驳他的。那时，胡乔木并不知道鲁迅先生与中共有联系。后来，作家刘雪苇写信告诉胡乔木：鲁迅当年跟党是有关系的。对此，萧军当时也不知情。萧军名气很大，毛泽东欣赏他。平素言语不多的胡乔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了关键的话，在会场引起震动，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也令毛泽东非常高兴。一开完会，毛泽东就请胡乔木到他家吃饭，说：“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第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大着胆子发了言：“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 2002年，他在北京方庄的家中告诉笔者：“当时我刚从晋西北回来，把主席讲话的记录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主席。不多几天就收到了主席的亲笔回信，总共只有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 ”
诗人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的情况。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要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柯仲平的发言引起一阵欢笑。毛泽东听了非常开心，笑着插话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座谈会的气氛是十分活跃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譬如有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空洞洞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就有人耐不住了，喊起来说：“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请你不要给我们上文艺课！”
毛泽东一直全神贯注地听，偶尔插话，不时做着记录。
五、毛泽东轻轻念叨“这篇文章不好作呀”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
会上，朱德有针对性地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来批准。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呢？有人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马列主义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
朱德为什么忽然提到“韩荆州”呢？原来，为庆祝《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版100期，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艾青说：“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引用李白《与韩荆州书》的这句话，意思是赞美韩朝宗善于用人。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及“韩荆州”，说：“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友、赵占魁、张治国”“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
朱德讲话结束，已是黄昏。借着晚霞的余晖，摄影家吴印咸按下了历史的快门，毛泽东在“飞机楼”前和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合影成了最好的历史见证。
晚饭后，接着开会。毛泽东作了文艺座谈会的“结论”。参加会议的人比前两次的还多，因此只得换到“飞机楼”大门外的广场上，但还是挤得满满的。
对亲历者来说，这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夜晚。欧阳山尊告诉笔者：“主席讲话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于是就点了一盏汽灯，挂在一个用三根木椽搭起来的架子上，毛主席就站在架子的旁边，就着灯光，看着提纲讲。恰巧我坐在架子的下边。由于离他那么近，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
一落座，毛泽东嘴里轻轻地念叨了一句：“这篇文章不好作呀。”
尽管声音很小，但还是被坐在前排的画家罗工柳听到了。毛泽东说：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题目就叫作“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
毛泽东一口湘音，听起来有些费劲，但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什么。正如胡乔木所说：毛泽东以深刻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具体讲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和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他说：“我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的结论，同志们还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
5月30日，毛泽东又亲自到桥儿沟为鲁艺全体学员讲了一次话。大家坐在院子的空地上听。毛泽东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讲话后不久，鲁艺秧歌队推出了《兄妹开荒》。6月10日，鲁艺在延安公演歌剧《白毛女》，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观看了演出。当晚，毛泽东夜不成寐，在家里和女儿李讷一起演起了“喜儿”“杨白劳”“黄世仁”。之后，《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场场轰动。
11月23日，当毛泽东在看完第120师战斗剧社的《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等四个小话剧后，专门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信鼓励，说：“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六、“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阔的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在苦痛中找到了力量。毛泽东欣喜地注视着作家、艺术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俱乐部观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京剧《逼上梁山》后，专门写信向他们“致谢”，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1944年6月，丁玲、欧阳山描写边区合作社劳动模范的新人新事作品《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发表后，毛泽东极为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和欧阳山：“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当天下午，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专门派人送信给住在延安南门外的丁玲和欧阳山，请他们到家中吃饭，席间再次对他们的创作给予赞赏和祝贺。后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曾多次表扬丁玲，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对于毛泽东的表扬，丁玲十分清醒地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她还说：“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她的新的写作作风呢？那就是写工农兵，写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陕北人民对共产党开始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起扭了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一世雄谈万世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近半个世纪后，把延安喻为“赤脚天堂”的蔡若虹曾用这句话真切、深刻、生动、形象地概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他、给中国文艺事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毛泽东的讲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道路，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战线出现了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涌现出了《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王贵与李香香》《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荷花淀》《暴风骤雨》等一大批优秀的歌剧、话剧、京剧、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发生了质的变化，文艺成为激励人们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号角和鼓点，树立了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