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中国画、局部）　翟跃飞

　　18世纪中叶，不甘沙俄奴役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以17万之众，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不畏前行苦寒，不惧后有追兵，向东万里跋涉，艰苦卓绝，以牺牲一半多人的悲壮代价，回到了渥巴锡所说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回到了祖国。《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就是我以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这一历史事件创作的美术作品。

　　说到创作《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的缘起，可以说是为了配合中国民族博物馆于2019年开始策划的“东归·西迁”展览项目而构思、创作的。在参与筹展初始，土尔扈特东归这一历史事件便深深地感动着我，随着我对土尔扈特东归史实的深入了解、认知，特别是情感上的共鸣，更是激发起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决定以一幅画作更形象、更直观地表现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历史壮举，尤其是展示其中寓意的精神力量，这份力量显示出的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的凝聚力，是任何外在力量都不能切断的。

　　在决定创作《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时，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在土尔扈特人东归的队伍里，和他们一起感受对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渴望、回归路途的艰苦卓绝、到达后的喜悦。我特别将起稿时间定在1月17日，那是历史记载中土尔扈特人启程回归的日子，也是我设定的起笔时的仪式感，很神圣——时隔250年， 2021年初，我与他们“相逢”在时空里。

　　绘画作品一般是定格某个瞬间或某个场景，但像土尔扈特东归这样史诗般的历史事件，用那样的方式去表现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采取了10米长卷的构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容纳“东归”中多达120多位人物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叙事。除人物外，骑乘、驮畜、牛车、刀剑枪、服饰等也能因长卷构图而得以从容描绘。

　　创作时，我采用散点透视，全景式地以土尔扈特人出发、行进、到达这样分段又连续的形式自然衔接起整个迁移过程中的战斗、突围、生离死别、艰苦跋涉和最终抵达。因此所带来的壮烈、悲伤、希望、喜悦等情感也随之贯流在整个画面上，就像一个个电影镜头。

　　同样，考虑到东归这一重大题材的历史定位，我认为用单一色彩更能体现出作品的历史感，犹如黑白纪录片的表现力。我在传统线描的基础上，一层层分染、一遍遍罩染，恢弘的画面效果因此出现。画面上的120多位人物都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人，这是为了表现画面的整体性。构思之始，就是要把敌人设定在画面外的，画面上也不出现战死者、被敌人追杀围堵者和牺牲者的场景，路途的艰险都由画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来侧面反映，比如战士的英武和拉弓射箭、挥动刀剑的动作，表明他们全然在激战中；妇孺老幼的悲愤、惊惧、哭喊；牛车的蹒跚、马儿的困顿，无一不展现出迁徙过程中的生与死、血与火。又比如当霞光映照下的祖国就在眼前时，人们的喜悦是欢笑，是如释重负，是轻快的奔跑，是掬一捧故乡的土，是亲吻脚下的土地等等。东归的人们，是朝着他们心心念念的故土而来的，因此精神的昂扬是我着重要表达的，对于服饰的处理，我也只是点到为止，如果把他们描绘为狼狈不堪的话，那就成“流民图”了。

　　虽然从落笔画布到完成作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但这幅作品的构思和准备差不多有两年。在那些日子里，我翻阅、梳理历史资料，前往土尔扈特东归的故里体验生活，也为筹展出力；同时，还为创作东归画卷画了几十张写生，草图也是几易其稿……此时面对完成的画作，有感慨，更多地是长舒一口气的畅快。而这幅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我2020年完成的《锡伯族西迁画卷》的姊妹篇。因为这两起历史事件具有一致性，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期；更为一致的是，土尔扈特人和锡伯族，前者东归，后者西迁，奔行万里，朝向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伊犁。土尔扈特人是回到故里，锡伯族是来建设自己的新家园，都有守望家园和戍边的责任在肩，是为国效力，保卫和平，意义重大。所以，两幅作品我都采用了10米长卷去构图和描绘，《锡伯族西迁画卷》中的人物数量比《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略多，达140位。同样，西迁画卷在手法上也采用了勾线、分染和单色罩染，以赋予作品强烈的历史感和史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