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的“围城”
——对当下犯罪题材剧集创作的一些思考
栏目:观察
作者:李凡  来源:中国艺术报

  随着爱奇艺“迷雾剧场”和芒果“季风剧场”的接连兴起,再次掀起一波犯罪题材剧集创作热潮。今年以来热播的剧集中便不乏犯罪题材,如时间循环短剧《开端》以“无限流”的形式讲述了一起公交车爆炸案,从两个年轻人的视角出发,将公交车这一封闭的社会空间作为核心不断辐射每个人物的故事,成为开年的热门剧集之一。现实主义女性悬疑话题剧《江照黎明》则聚焦当下女性在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遭遇与困境,试图通过案件抽丝剥茧找寻真相的过程,将“家暴” 、重男轻女等社会问题引入更广阔的大众视野。刑侦探案剧《猎罪图鉴》把视角对准画像师这一观众较为陌生的职业,在双男主从强强对立到惺惺相惜的故事进程里,融入诸多关于美术创作、美术史的内容和思考,在犯罪题材剧集的原创创作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运用“反转”宜克制

  可以说,犯罪题材剧集天然地带有一些猎奇元素,能迅速将观众带入到故事情境之中,凶手、受害者、犯罪案件等都会在受众心理上快速形成某种观影期待,因而很多这类剧集常常以一件凶杀案营造整个故事开始的悬念氛围,并由此展开叙述。

  电视剧《华灯初上》便在整体构架上巧妙地运用了这些悬念:其第一季的故事围绕“谁是受害者”展开,用红色高跟鞋这一关键道具作为引导,徐徐描绘了日式酒店里的一群女性,和她们之间相爱相杀的情爱纠葛,于一个相对狭小且集中的空间里构建起了庞杂的人物关系。第二季的故事则围绕“谁是凶手”展开,用受害者的死引出了每个人物背后不为所知的一面,通过这一悬念勾勒出每个人物试图隐藏的困境和欲望——即构成了每个人物的犯罪动机,让悬念在不断更替中延续,同时又悄然完成了女性群像的进一步塑造。于是第三季的故事顺其自然地围绕“凶案是如何发生的”展开,一点点去还原案发前后,讲述了“罗生门”式的意外是如何在“蝴蝶效应”下戏剧性发生的。值得指出的是,第一季和第二季中,案件都是作为一个引子,在不断营造悬念的过程中一步步让观众在感知上深入触碰到每个主要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不断地切换视角,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出发塑造她们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完成对这家酒店及其辐射到的人们所形成的一个小型社会的建构。遗憾的是,第三季的故事却陷入到不断解密的桎梏中,将重心放在如何巧妙地还原一个“罗生门”式的案件,而将前两季费尽心思塑造起来的“小型社会”置之其次,不断地在所谓的案件真相上做反转,使得观众陷入了反复猜测案情的疲倦之中。

  无独有偶,《江照黎明》也陷入了同样的“围城”之中,几乎因此将整部剧集划分成了相对割裂的前后两个部分。以王诚“金屋藏娇”事件作为分水岭,之前的剧集围绕“丈夫试图杀妻骗保、死者却是丈夫”这一悬念铺开。然而,为了营造中学同学可能是凶手的悬念、产生妻子怀疑他的某种戏剧张力,同时由于丈夫作为死者在现时时空中无法出现,“金屋藏娇”事件之后原本是互相救赎关系的两人,逐渐开始走向了通俗爱情剧的叙事模式。而为了加强他们爱情发展过程的波折,于红这个人物被硬生生变成了工具性的“第三者”,甚至最终在与凶手的对峙中,连凶手也简单地沦作了两人爱情发展的推动剂。

  剧中,王诚一直在做的新闻报道名为《消失的枕边人》,可以视为对美国电影《消失的爱人》的某种致敬或效仿,据此或许可以推测创作者试图营造一个“我的恐怖妻子”式的人物关系模式。剧集又巧妙地加入妻子和中学同学这一组“同为家暴受害者”的人物关系,借此将社会问题融入到故事中,构建起一组独特的三人关系:“好好先生”形象的老公每天都在琢磨着如何杀死自己的妻子、表面柔弱的妻子洞悉了丈夫的企图却无处逃离只能不断隐忍着寻找契机保留下证据、看似日本电影《白夜行》式人物设定的中学同学行为不乏诡异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独特的人物关系指向了他们背后的共同社会处境,无论李晓楠、李慕楠姐妹,还是于红和王诚的妹妹念念,她们都是两性关系中的受害者一方,如果能抛开对所谓悬念营造的执着,她们作为女性群像可以建立起某种同“病”相怜的联系,塑造出独立自强、遭受巨大伤害依旧能不断反抗并通过互相帮扶自救的女性形象,便能让家暴这一社会“病”得到更加立体深入地展现。

  “反转”一词在犯罪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讨论中屡见不鲜,如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在国内上映时便将“43次反转”作为影片的卖点进行宣传,印度悬疑片《调音师》则因“55次反转”引发了影迷们的广泛讨论。不可否认的是,反转被作为一种噱头起到了一定的推广作用,其实也的确是犯罪悬疑类影视剧创作中的常见且重要的手段。犯罪故事的猎奇性和社会心理的弥补/代替机制是观众喜爱这一题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而言,犯罪题材剧集的创作并不是一场单纯的与观众脑力上的角逐,如若创作者带有“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式的创作思维,往往会先将自己置身到事件逻辑的泥沼中。实质上,随着故事叙述的展开,剧集的人物的个性、欲望、处境和所处的社会关系一步步地建置起来,观众的关注点已经由外部案件逐渐过渡到了对人物情感的带入和期待之上。案件本身作为整个故事结构上穿针引线的存在,依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又很难再仅仅凭借其离奇性一直营造和满足观众新的观看期待。这其中的微妙平衡如何处理正是犯罪题材剧集避不开的创作困境,处理失当便会落入为了反转而反转的旋涡里,变成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悬念营造。如《开端》中,“无限流”作为形式,案件作为外衣,最终打动观众的是公交车上每个人物的社会困境,既让每个人物的行为合理化,也带出了对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展现。

  >>要回归到故事本身

  然而,运用社会话题等方法也并非万能的“灵药”,如若只是生硬地将社会问题套嵌在故事中同样会产生问题。最近一季的“迷雾剧场”在之前的观众口碑和期待基础上,可以看出其整体策划实际上是试图做出题材上的拓宽、类型上的融合、关注广泛社会话题等方面的创作尝试。剧集《八角亭谜雾》围绕一桩19年未破的悬案铺开,背后实际上试图折射出的是原生家庭对人的深远影响,以此延伸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讨论。剧集《致命愿望》则是类似《开端》的探索,试图将科幻元素与犯罪题材相结合,虚构的外壳之下试图关注的是困扰当下年轻人的某种社会现象:被不断放大的欲望控制,因而透支了人生。剧集《谁是凶手》同样围绕连环杀人悬案展开叙述,试图在时代与人关系的思考上做出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式的努力。剧集《淘金》将关注点投向上世纪80年代的淘金热,将犯罪题材与冒险/探险题材相结合,在影像风格上又有一种“西部片”的意味,以“行业剧”的方式描绘了淘金客这一群体和他们所形成的小型社会,背后实际上是将人放到巨大的诱惑之中,在极致的情境设置中展开对人性的深层次探讨。但可惜的是,新一季的“迷雾剧场”却没能将这些试图探讨的社会话题落实到人物关系和情感之中,而是落入了空有社会话题的窠臼。如《八角亭迷雾》一直在努力让每个人身上都充满着悬念,在一个接一个秘密里来回打转,对原生家庭和家庭伦理的讨论点缀其中而得不到有力体现。

  同样,在《江照黎明》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问题。为了展现女性的现实困境,于红在人物设定上成长于一个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的家庭,顶着“拆二代”的名头却空无一房、无人关心,是这个人物悲剧性的起源,这些细节确实都有助于塑造体现这个人物的困境,然而在随后的故事中她的行动却和这个设定几乎毫无关系,让“重男轻女”这个社会话题成为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单薄、粗暴的标签。

  反观第一季“迷雾剧场”中的热播剧,不难发现它们既克制地运用了反转的技法,同时也克制地让社会话题融入到人物身上,两方面都避免了喧宾夺主。剧集《隐秘的角落》巧妙地借由三个少年的视角去讲述犯罪案件,并始终围绕这个核心设定去展开,无论是三个少年与凶手的博弈所折射出的他们懵懂之外的另一面,还是三个少年之间关系变化营造出的悬念,再或者是母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所折射的教育问题,所有的反转和社会问题都是围绕三个未成年角色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变化去设定的。剧集《沉默的真相》也是从一个离奇的悬案开始叙述,集合了检察官、律师、刑警三个人物的三重身份,案件本身简单明了,所有的反转和社会问题都是依据这三个人物的身份和命运变迁而编织到一起的。

  因而,在犯罪题材剧集创作热潮中,不断拓宽题材的边界去创新的同时,也要回归到故事本身,克制地运用反转的创作技法和融入社会话题的创作路径,避免落入悬念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