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自己几十年的创作，《天天向上》《春蚕》《静静的桦林》《银色的世界》《七君子》《三个女性》《清茶》《求》《两个人的家》《两个带随身听的女人》《三个女红军》 ……每一件都有不同的创作心路，更组成了永无止境的艺术之路。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鲁美的前身是延安鲁艺，我们的校训也是鲁艺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大学四年，校训于我来说已入骨入心——大一，去山西永乐宫临摹壁画，丈二尺幅卧地月余，我练成了铁线长锋；大二，临摹唐代人物、宋代山水花鸟，又习得唐宋之风；大三，写生工笔人物，对顾恺之“悟对”“实对”有了体悟；大四，进入毕业创作，始将三年所学用于实创之中。
先来说《天天向上》。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早春，乍暖还寒时节，我们背起行李，奔赴农村搜集创作素材。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最后坐上乡村的老牛车，踏着泥泞的乡路，来到吉林松花湖边的一个小山村。我们每天同农民一样，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就咸菜。春芳初芽，我们去地里挖野菜改善生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村民却勤劳、淳朴、善良。我们的房东大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还在过节时为我们包了顿饺子，这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也最难忘的饺子。
求（中国画） 孙玉敏
记得一天早上，我背着速写本来到村里的小学校，从教室门外看到五个孩子正在黑板上做算术题。老黑板破旧不堪，经年累月的书写让白色的粉笔末深嵌木板之中。在黑板上做题的五个孩子专心致志，其中一个蹲着的男孩脚上穿着不合脚的大鞋，露出两个冻得发红的小脚跟。眼前的一幕让我看着既心疼又感动，赶快拿出速写本……我收集了很多素材，但对这几个做算术的孩子却最是印象深刻，就这样， 《天天向上》诞生了。这幅作品描绘了这五个孩子的背影，因为没有正面形象，只能靠孩子们的肢体语言塑造他们生动活泼、努力求学的情态。
画面中，黑板占据近二分之一，五颗小脑袋聚在黑板前。在色彩处理上，我以黑白为主调，形成强烈对比，运用胶、矾等材料和墨色多遍渲染，表现出黑板的木纹肌理，将白色分成多层次色彩关系来渲染孩子们的服装用具，形成丰富的白色系列，寓意孩子纯洁向上的精神，并与黑板形成强烈反差；同时用“染高不染低”的渲染方法形成逆光效果，朦胧的光感，既表现农村孩子日晒的肤色，又与黑板拉开空间距离。此作在造型语言、色彩表现、笔墨渲染、意境表达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工笔淡彩的形式语言。
《天天向上》的初创，使我体验了从生活到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也由此，我开始了工笔淡彩画的漫长创作之旅。
再来说说《静静的桦林》。1983年1月，为了给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作品——表现抗联女战士题材的《静静的桦林》搜集素材，我来到东北抗联战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兴安岭。这里终日积雪，滴水成冰，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样疼。我于三九天的腊八那日出发，坐在老式的绿皮火车上，开始感受到寒冷。车里温度很低，窗户冻上了一层冰，不能久坐，只能来回溜达。
到了目的地，我赶快拿起速写本画写生，来到白桦林，立刻被这美丽的白色世界所打动。在这静静的桦林中，每一棵树都是那么美，颜色是那么丰富。白桦树皮长着密密的斑点肌理，一层层的树皮剥开后形成灰色、黑色的条形，与白色树干形成黑白灰的色差对比和条块分割，增加了白桦树的层次感和构成关系。每棵树的根部颜色也不同，有的偏灰蓝色，有的偏灰绿色，有的偏灰紫色，有的偏玫瑰色，越观察越有细节、越美，一下就改变了原来对白桦树概念化的印象，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但刚画两笔手就冻得不听使唤，马上伸进袖子里暖和一下，继续画。此时在我的脑海里已浮现出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一位抗联女战士背负伤员艰难地行进在雪没膝盖的白桦林中。静静的桦林见证着抗联女战士的高尚情操、完美人格与圣洁的灵魂。在这无声的桦林中，人与自然、人与桦树都融合在一个纯洁的银色世界里。
天天向上（中国画） 孙玉敏
最后说说《求》。2003年“非典”时期，我刚刚结束带领学生在清华园的写生课，就开始着手创作，参与中国奥组委举办的第二届体育与艺术大赛。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表现体育运动精神，表现更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我选择了塑造女排运动员的形象。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女排的运动生活，我去了北京四块玉女排训练基地，亲眼目睹了女排姑娘为了训练过硬的体育竞技能力，指头上缠着胶带、膝盖处裹着护膝，为不断超越自己而“摸爬滚打”。我被她们的精神鼓舞着、感动着，现场画了很多生动的素材。在创作中，我以一名站在训练场中间抱着排球低头思考的女排运动员为主要形象。她紧抱排球的十个手指的关节处缠着胶带，既表现了训练的艰苦也表现了力量和信心。她低头思考的瞬间，黑色头发与白色排球紧紧相抵，人球合一，表现女排运动员此刻内心的情绪，要更好、更快、更有信心地打好这个球。体育竞技不只是争输赢，更是培养运动员顽强的意志与拼搏的精神，不断追求向善向上的理想。这既是体育精神，也是人类的文化精神。我将这件作品题目定为《求》，既与“球”谐音，又有更广义、更深层的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