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深圳交响乐团在指挥家林大叶的带领下于深圳滨海艺术中心演奏了19至20世纪之交伟大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的a小调《第六交响曲》。对所有听众而言，这无疑是对大师传世佳作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一次解读。
音乐的基本诠释
对拥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乐迷而言，此版《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个待揭晓谜底当属第二、三乐章的次序问题。马勒本人在世时尝试过按不同次序指挥，但现存版本更多采用第二乐章为行板、第三乐章为谐谑曲这种回归古典主义交响乐逻辑的选择。而深圳交响乐团的《第六交响曲》较为罕见地选择了第二乐章为谐谑曲、第三乐章为行板的演奏次序，使得悠长深情的行板紧接着悲壮惨烈的第四乐章，鲜明的对比带来极强的戏剧性效果。
第一乐章开头就是压倒性的进行曲，深圳交响乐团的版本在营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开始的同时，仍旧维持着一种内在的稳定性。既有在浑然天成的节奏布局中自发的前行，又有突发性的矛盾冲突刺激观众的感官体验。在第二乐章的谐谑曲中，年轻的打击乐手们承担了更多新奇的音色和色彩性的表达。层次鲜明的音乐动机与交替出现的沉重旋律形成对峙效果，舞曲式的幽默和怪诞的情绪被凸显在前方，而后方是沉重的、发人深省的疑问主题。第三乐章的行板是最为动人的部分，深圳交响乐团的演绎捕捉到了马勒在这个乐章中暗含的声乐线条，同时也把握到了个别形同虚设的小节线和不协和音色之间的特殊混合。第四乐章的演奏可谓是白热化的，流星火焰般飞溅的音乐动机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末日战争场面，定音鼓的连音一次次的鞭打，音乐中那些晚期浪漫主义独有的不确定性和离奇的转折效果被一再放大，两记重锤也揭晓了这场音乐会的另一个谜底。一切悲剧性的辉煌壮丽都显得水到渠成。
些许遗憾的是，受到非标准音乐厅场地的限制，观众对音响层次的感知由于座位区域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尤其知名的“牛铃乐段”进入时，如梦境般朦胧的画面感和由远到近的联觉效果没有充分传达出来。
指挥家林大叶执棒深圳交响乐团演出马勒a小调《第六交响曲》
指挥与观众的关系
《第六交响曲》已经存在一些经典版本。其中1977年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也将宽广的行板作为第三乐章，薄如蝉翼的弦乐音响从远处悠然而至，如同缓缓仰视千年教堂的穹顶，令人如沐春风。21世纪以来， 2006年琉森音乐节上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指挥的版本令诸多乐迷印象深刻。阿巴多重视整体结构的表达，内敛中和，循循善诱地将音乐“引”出来。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1953—）在2015年BBC逍遥音乐节上对《第六交响曲》进行了几乎“铁腕”式的诠释，从第一乐章的进行曲开始，观众就如同被一支由幽灵和恶神组成的军队从身上碾压而过。
此次深圳交响乐团的版本中，林大叶的诠释更兼顾音乐素材的处理，尤其调性转换时，色彩性会有预备地充分展现出来。如第一乐章副部，当知名的以马勒爱妻为刻画原型的“Alma主题”出现时，忽然意境开阔，令人耳目一新。这个主题多次以奇异的方式被打断、被肢解，但每次都能以某种醒目的形式再次凸显。
这也是此版《第六交响曲》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我们曾经过多地讨论指挥与乐队之间的关系，当然，对乐队的掌控力是评价指挥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我们往往忽视了现场聆听中指挥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不同于唱片等传播媒介，音乐厅是由指挥、乐队和观众共同构成的场域，观众获得的是综合的审美体验。对观众而言，指挥对音乐的诠释也是一种“表演”，是音乐的视觉作用效果之一。可以说，林大叶是一位对乐队有明确指令意图、将声音从乐队中“抓”出来的指挥，这种意图也作用于观众。尤其在音乐动机陷入“混战”的第四乐章，此版本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素材介入时显得异常醒目。观众可以在他的引领下，对下一秒突发式的音乐效果有所预判，甚至可以在舞台上找到戏剧性场面即将发生的位置，不会错过那些音乐要传递的重要信息。比如观众在被指引感受了第一记“命运重锤”之后，紧接着忽然闯入一种流光溢彩的音色和振奋人心的氛围，仿佛英雄又再度缓缓站立起来，观众的情绪也迅速随之切换。类似这种惊喜的表达也频频出现在整场音乐会之中。
12月2日深圳交响乐团在深圳滨海演艺中心演出马勒《第六交响曲》
永恒主题的当代表达
尽管在诸多研究和解读中，《第六交响曲》中某些音乐主题经常与作曲家妻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这部作品终究是“纯音乐”（Absolute Music）本质，而非叙事型作品。音乐中只有抽象的情感符号，而没有具体的场景指向，作品所蕴含的是一套仅存在于管弦乐表现体系中的音乐语汇。
《第六交响曲》诞生的1903年，身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的马勒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创作了他最具毁灭性色彩的一部交响曲。或许这时的他正是以一种中立者的心态凝视深渊，刨除自我沉溺，平静地思考着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
此次，深圳交响乐团以整体偏年轻化的演奏员构成诠释了贯穿西方音乐历史的古老而又沉重的命题。当弦乐在第四乐章开始奏出庄严的“仰天长问”主题时，它更像是对生与死的终极疑问，是形而上的命题。曾几何时，我们可以在多部交响乐中找到一种关于“英雄的历程”的主题刻画。英雄历经劫难，最终到达了更高的境界。马勒之前的交响曲也都有类似“反败为胜”的内涵表达，而《第六交响曲》更像是在探讨人性能否逾越那些无法战胜的劫难的洗礼。这个主题在此版本第四乐章中得到了精彩的诠释，由远至近的层次感也营造了光明和黑暗的视觉和意义想象。承担“邪恶”角色的打击乐组虽然没有绝对的凝聚无瑕，但整体饱满、丰沛、积极而不失凝重，钢片琴走句十分清脆、大鼓饱满、定音鼓表情丰富。尤其展开部，在指挥的引领下一浪接一浪地层层推进，颇为壮观。当打击乐手将巨大的木锤缓缓举过头顶，再重重砸落，想象中的主人公应声倒下，直击人心。
在疫情的笼罩下，音乐所呈现的那个充满变化的、不确定性的晚期浪漫主义时代仿佛对当下构成了某种映照，牵动着观众们内心微妙的情绪起伏。尽管伤痕累累，但生命力仍然继续流淌。呼唤古典主义对人性的回归和观照，也正是此次音乐会和100年前的作品能够跨时代相联的衔接点。
犹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在其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中怒斥光明的消逝，在与命运纠缠困斗之后，英雄缓缓倒下。当终曲到来，是什么让我们的双眼充满泪水。为什么我们会与100年前的音乐产生情感共鸣，为什么我们能与想象中的英雄一起踏上征程，又一起被呼啸而来的命运摧毁。然而沉默是音乐的延续，故事仍没有结束，与命运的抗争最终不会滑向绝望的深渊。在英雄倒下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仍然要继续负重前行，奔赴人生的战场，与毁灭性的力量缠斗共生。也许那一瞬间的成长，也震惊了我们自己。
（作者系华侨城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