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芳（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
对于全社会来说，陶钝同志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曲艺界德高望重的好领导。对于我来说，他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的领路人。可以说，没有陶老对我十多年如一日的关注、培养、扶持，就没有我刘兰芳的今天。我一生都忘不了陶老对我的帮助和教诲！
我最早和陶老接触，是在1963年。那年，我是鞍山曲艺团的演员，他在现场观看了表演。然后他到鞍山视察调研，又在茶馆看了我的表演。再一次被陶老所关注，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了。当时我播讲了评书《岳飞传》，有了比较高的知名度，陶老知道后，就安排工作人员去鞍山了解我的情况。后来，把我调到北京进行汇报演出，还专门为我组织了座谈会。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他还经常让我到他家去。当时去他家的青年演员很多，他家的住房条件很差，只不过是三间低矮破旧的平房。但是他丝毫不考虑物质享受，一心扑在文艺事业上，就在很简陋的房子里，对他发现的好苗子，面对面地进行指导。陶老的当面指导，也经常是不留情面的。他会很坚决很严厉地指出作品里的不足。但我和同行们都知道，陶老是为了我们好，是希望我们能够及时改正不足，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提高。除了当面指导，他每次希望我在哪些地方提高、希望我创作哪些作品，还经常写信告诉我。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给我写过26封信。这些信是他留给我的宝贵财富，我一直精心保留着。在多年的艺术道路上，每次遇到了困难，我经常会把这些信拿出来，重新翻阅，总是能从里面获得丰富的力量。
在具体作品上，他对我的帮助就更大了。当年他希望把陈毅元帅的故事变成评书，给我写了一副对联，“岳飞爱国陈毅忠党，说好两传此生不罔”。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说一部《陈毅传》。这部书的原著叫《挺进苏北》，我第一次是用普通话说的。大伙儿说不像陈毅，我又改成用南方话说，但北方人又听不懂了，只好再重新录，直到第三遍才录完。这部作品也成了我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陶老对我的关怀，其实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今天所说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如今，陶老已经故去25年了，我仍然一直在怀念他。我知道，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沿着他指出的方向，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不断地走进基层，不断地为人民演出。
◆孙立生（山东省曲协名誉主席）
山东曲艺界流传着有关陶钝同志的一则真人实事：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山东临沂考察，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时曾吃过的当地一种风味小吃，没想到山东方面的陪同者竟然找到了那时仍开饭店的厨师，于是大家一起品尝了特色佳肴。吃饭结束，陶钝同志坚持自己结账，大家争执许久亦无可奈何，最终是陶钝同志自掏腰包宴请了大家。还有一则陶钝同志的故事，是我在他的著作“书信往来”里读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鼓名家谢大玉因缺少对共产党、新政府的了解，曾很长时间都躲在家里不再出来演出。中学就读于济南的陶钝先生早就知道这位曲艺名家，于是代表党和政府亲自到她家去走访、邀请，经过几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谢大玉终于放下包袱、重登曲艺舞台，并在山东省首届曲艺大赛中拔得头筹。以上两则故事，相互间并无联系，但我却觉得它们一样折射出陶钝同志为人处世的无私与真诚。山东曲艺界对陶钝同志的口碑是一致的，称他是“真正热爱并懂得曲艺规律的共产党干部”。恰是因为他对党、对曲艺事业忠贞无二，才得以用自己襟怀坦荡、真切从容的情感与形象，团结、影响，乃至改变了一大批曲艺老艺人并使他们“脱胎换骨”。
陶钝同志不仅是具有传奇经历的革命家，更是实至名归的曲艺艺术理论大家，尤其对中国曲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担任中国曲协领导职务期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深入基层，发表了数百万字贴近实际、揭示曲艺艺术本质规律的论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曲艺观源自他大半生对曲艺艺术实践的梳理、总结和发现，即使现在看来，亦无过时之感。
◆周喜俊（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
我和陶钝同志交往不多，但在我从事曲艺创作的关键时期，陶老对我的鼓励和警示，却让我终生受益。1984年4月，中国曲协第二届三次理事扩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陶老是德高望重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我是初出茅庐的曲艺作者。那日在河北宾馆，罗扬副主席陪陶老从电梯里出来，正好碰见我，顺便做了介绍。陶老打量着我说：“你发表在《曲艺》杂志的故事我看过，很有农村生活。”4月13日晚，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到河北宾馆看望陶钝同志和几位曲协副主席，交谈中高扬书记提到了我，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省有个周喜俊，是个农村姑娘，初中毕业，写农村写得非常形象，很地道，是民族风格的。”陶老接过话，说：“要把周喜俊的作品收集起来，开个小型座谈会。要多加帮助、培养。”我是在1984年中国曲协《曲艺通讯》第三期看到这次谈话内容的，那时我才明白，陶老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不是空谈，而是采取具体举措。河北省曲协对陶老的意见很重视，1984年9月10日，河北省曲协、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文论报》联合召开了“周喜俊故事作品讨论会”，邀请专家对我的故事作品进行集体会诊，肯定优点，找出不足，指出努力方向。
1985年，我的新故事《辣椒嫂》即将结集出版，我冒昧给陶老写了封信，想请他给写几句话。陶老很快就寄来了题词，一张宣纸工工整整写着：“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必能使自己的作品丰厚多采。题赠周喜俊同志。”如果说，这题词是陶老对一个基层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那么当陶老收到我寄去的新书两个多月后，用小楷毛笔字写的那封情真意切的回信，却如警钟长鸣，伴随我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了35年。信虽然不长，但内涵丰富，鼓励和指点、警示与方向，全都在其中了。这是中国曲协老领导对基层作者的期望，也是曲艺界老前辈对晚辈的厚爱！我捧着这封信反复阅读多遍，一字一句琢磨着其中的内涵。
我不知道陶老一生培养过多少人才，可我却是其中之一的见证人。今天是陶钝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我把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说出来，以表达对陶钝同志由衷的敬意！
◆周爱华（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授）
今年是陶钝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对陶老的人生历程进行回顾，对他一生为文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进行总结，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文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陶老一生勤奋，著作颇丰，既有小说、散文，也有曲艺作品，还有杂文、回忆录等。就小说创作而言，陶老运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在艺术加工的基础上，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峥嵘岁月，既有文学性、艺术性，又有纪实性，这使他的作品显得与众不同，对今天的小说创作仍有启发性。
陶老的小说题材主要来源于自己熟悉的社会生活，他写穷人翻身后的农村新变化（《上升》），写人与土地的关系（《传家宝》），写人与耕牛的关系（《黄犍》），写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关系（《麦黄杏》《掩护》《聋子》《女民兵》）……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为背景，写发生在这里的各种故事，他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熟悉、热爱和赞美之情，洋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陶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掩护》中的小泽，虽然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却成为掩护受伤战士的主力；他话语不多，却通过执拗的动作、苦干的行动，表现出农村孩子的早熟和懂事；他与小狗的感情，更突出了孩子内心世界的美好。陶老小说的语言朴实无华，不加藻饰，而且时常夹杂着山东地域特有的方言以及属于那个时代的口头禅、歇后语，读来亲切可感，如春风扑面。陶老在创作中牢记当年陈云同志就曲艺工作提出的七字方针“出人出书走正路”，他的文艺创作始终脚踏实地、扎根现实，坚持用文字记录历史，用作品为时代造像。
◆李东风（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教授）
我1981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现更名为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工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陶老要到沂蒙山区看一看当年他战斗过的地方，重走一下战争年代走过的路。山东省文联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邀请我父亲李寿山陪同，为了照顾老人家，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的行程。到达临沂地区后，文化主管部门安排的也非常周全，陶老与当地的曲艺艺人们座谈，参观八路军指挥部和大众日报社旧址，观看临沂艺术学校的教学课程及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离开临沂的前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参观坐落在临沂市兰山区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里面的一座座石雕记录着战争年代的一件件壮烈的事件，陶老如数家珍一样给大伙儿讲述着这每一个事件的前后经过。走出纪念堂来到院子里，陶老问工作人员：“这里的松树是有病了吗，怎么叶子都没有了呀？”工作人员很难为情地解释道：“不是有病，是今年虫子太多了，松针都让虫子吃光了。”“为什么不打点药呢？”“我们这里经费紧张，没钱买药。”听了工作人员的解释，陶老径直地向外走去。回到了我们住的宾馆，陶老对我们大伙说：“本来明天是临沂行署派小车送我们回济南，我决定不坐小车了，咱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去济南。”“这是为什么呢？ ”“省下点儿钱，给烈士陵园的松树打打药。”第二天一早，行署派的小车就停在了宾馆门口，陶老谢绝了接待人员的好意，执意和我们大伙儿一起到长途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回到济南。
这一次临沂之行，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赤诚之心，陶老的言传身教处处体现出了一位老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庄悦广（山东省潍坊市曲协主席）
陶钝同志在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活动，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作为新中国曲艺界早期的领导者之一，他为曲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陶钝曲艺文集》等著作。陶钝同志对家乡的曲艺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在1962年的全国曲艺创作会上，他主动找到来自山东潍坊的作者李凤琪，对其作品单口相声《追车》予以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努力、深入生活，多为家乡创作一些好作品。1979年8月，中国曲协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曲艺创作会，陶老点名要李凤琪（来自青州文化馆）、刘礼（来自济南，曾任山东省曲协主席）、刘金堂（来自青岛曲艺团）参加。陶老曾在给李凤琪的题词中写道，曲艺是语言、音乐、表演三结合，并且以语言为主，以语言来说唱故事和人物的群众性艺术。掌握曲艺艺术特点，整理传统的、创作现代内容的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可见，陶钝同志对曲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寄予厚望。
我们曲艺工作者一定要以陶钝同志为榜样，紧紧跟上时代步伐，牢牢坚定文化自信，创作出更多更好适应新时代的曲艺新作品，不断培养新一代曲艺演员，让曲艺艺术在新时代继续熠熠生辉、灿烂辉煌。
◆张崇玖（山东省诸城市文旅局原副局长）
1986年4月，陶老写信给诸城县文化局的负责同志，提到他少年时读私塾的时候，曾读过《三字经》《弟子规》《庄农日用杂字》等启蒙读物，其中《庄农日用杂字》是临朐人马益著写的，此书很好，在诸城很流行，能否淘换一本寄去，他想再研究一下。当时文化局负责同志让我看了信，并委托我承办此事。我四处打听藏有此书的人，适逢文化馆的高春礼同志有一本，而且他是文化馆的书法辅导员，于是提出让他用宣纸抄一份赠给陶老，他欣然同意，即日夜劳作，用正楷体毛笔字认真地抄写了一份寄给了陶老，陶老非常兴奋，立即回信表示感谢。一年后，陶老又将原件寄了回来，说此件很珍贵，他年纪大了，怕丢失了可惜，让我还给作者，我于是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
另外，还有件小事顺便提及，陶老对家乡人前去拜望特别热情。凡是到他家的老乡，都留下一同吃饭，做一碗家乡味道的小豆腐，再炒几个菜或去饭店买上几个，边喝着家乡酒边吃着家乡的小豆腐拉家常、叙乡情，让人倍感亲切。陶钝同志是我们诸城市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的文艺事业辛勤耕耘的一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平易近人、品质优异、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著作丰厚，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人品、道德风范，在文艺事业上的成就、奉献，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陈龙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陶钝外孙）
我与外祖父有着比较深的缘分，我的名字就是外祖父起的。我1944年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两岁多的时候，外祖父和外祖母从临沂撤退途中拐到五莲县看望我，听说我还没有名字，他想到五莲山有个叫黑龙潭的名胜，于是给我起名“龙潭” ，意味着干革命就要跳龙潭、探虎穴。这段故事，被他写入回忆录《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
在晚辈中，我是受外祖父关照和教育比较多的。1948年秋天，我在山东上托儿所期间，外祖母就在托儿所工作，我偶尔会被接到外祖父家住一个晚上。在我印象中，外祖父生活十分简朴，当时他家只有一张床。1950年端午节前，外祖母把我送到当时在北京的父母身边。1955年暑假，外祖父已经调到北京，临时住在文化部机关楼一层，距离我家不远。母亲多次让我给他送饭。那时他家也只有一个房间一张床，而且兼做办公室，墙壁上挂了几个大图表，是我国曲艺曲种分布图、曲艺分类表等。1956年，中国文联芳草地宿舍建成后，外祖父搬过去，那时有三间房。但那是只有公共厕所的平房，一住就是20多年，1983年才搬家到阜外大街木樨地，期间有多次机会可以搬到安定门外的楼房，但是他们没有搬。1958年，我父母调到哈尔滨工作，一直到1963年，我则留在北京上中学，期间外祖父是我的监护人，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基本上都是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我的印象中，外祖父十几年上下班都是坐公交车，从不坐单位的公车。他为人低调，虽然他在1956年就成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而我直到1960年才知道。他常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跟党走。每个学期，他都给班主任写信，关心过问我的学习情况。最使我感动的是， 1972年“文革”期间，我身陷囹圄、处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时，唯有外祖父给我写信，鼓励我，给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
外祖父生于1901年，逝世于1996年，可以说是20世纪的同龄人。年轻时他选择参与救国运动，即使入狱，也初心不改。他从沂蒙山区参加抗战开始，一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始终从事党的文化、文艺工作。“克勤克俭，侧身四化添砖瓦”“亦狂亦狷，誓志一生作马牛”这是外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我们这一代人也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后代，继承和发扬好外祖父留下的光荣传统，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版文图由中国曲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