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南京大学吴为山第一次为杨振宁先生塑像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当然，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的部分作品，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蒂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费孝通、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的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等问题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令我好奇与感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说过狄拉克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而海森伯则是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和对结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以及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程度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了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的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杨先生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里，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我北京的工作室里，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两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等地。塑像中，那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以及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的影响，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如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

　　他的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分量。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您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他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时，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

　　（作者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