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剧人物（纸本水墨设色）　关良

　　“中国现代艺术，因构成之方法不发达，结果不能自由表现其情绪上之希求；因此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期形式上之发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这是1926年刚刚回国的林风眠在论文《东西艺术之前途》里写到的，这篇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反映出20世纪初一大批留学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在探索中国绘画新方向上的思考。关良就是这众多探索者中的一位，他一生的艺术轨迹由中西两条线交织而成，关良在中国画的变革大潮中融西学而内化，在水墨画中探索出一条简拙至美的戏曲水墨之路，成为早期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者。即日起至10月9日，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展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以关良及其友人的作品、文章、历史文献、照片等资料，呈现关良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形象、个人形象和作品形象。

　　关良字良公，生于广东番禺。人们认识关良首先是从他“洋画家”的身份开始的。关良在17岁时东渡日本留学，看西画、拉提琴，在多个艺术领域表现出卓绝的天赋。他还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画家，虽然莫奈、马蒂斯、梵高、毕加索等西方画家在关良留学时期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他一回国却令人意外地钻进了传统戏曲里——就是他笔下的那些戏曲“小人儿”让人们对这位留洋画家印象深刻。关良的画通常尺幅并不大，逸笔草草，相似儿童，这得益于他资深票友的身份。关良自幼嗜好皮黄，老生戏尤其唱得炉火纯青，又拉得一手娴熟的二胡，十分通“戏”，因此他的戏曲人物画常常“得意忘形”——其意在笔下，意在一个眼神、一个扭腰、一个伸胳膊的动作，它们都是戏曲之“意”。无论是眉欢眼笑还是怒目圆睁，“形”在这里都不显得重要了。这也表示当其他画家还在写实道路上勤恳钻研之时，关良却早已经“跳脱五行外”了。

　　关良曾说过：“古人画马，能忘心于马，即无见马之累，成象已俱，寓之胸中，兴来则信笔一挥，腾骧而至，尽入我缣帛中也。画戏亦然，意不在于画，则得于画也。”他把传神看作画人物画的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眼神的表现。戏曲演员演戏，本身就很注重眼神的表达，关良在此基础上还要再次进行夸张表现，有时候他为了点好睛，把画挂起来，朝夕揣摩，有把握了才果断下笔，点得不好，就前功尽弃了。

瓶花（油画）　关良

　　尽管关良的戏曲人物画为人们熟知，但他在留学期间对待融合中西也进行过认真探索，其中不乏对写实绘画的学习。关良的一位老师是藤岛武二，他不仅是日本近代画坛元老，更是外光写实学院派代表。另一位老师是中村不折，他系统学习过南画水墨山水，是日本在野油画团体明治美术会和太平洋画会的元老，两位老师都曾留学法国，属于日本画坛的领军人物。因此关良除了接受学院写实绘画的训练，也受到西方现代绘画观念的感染。正值大正时期的日本，画坛风气开放活跃，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西方现代画派纷纷登陆日本，它们和日本原有的本土画派并存于日本画坛。在广泛接触各种绘画流派之后，关良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这些综合的影响使得他对中西方绘画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以“西方的科学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当然，并不是要照搬。艺术上的相互吸收、借鉴，不同于技术上的可以‘引进’，切忌那种不按国情、民情的教条主义；但是却需要研究，要知其所以然，从而或借鉴或抵制或引以为戒等，总之，看不懂也要研究”的话语表明了在对待中西结合的严肃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戏曲人物，使他在回到中国后积累起名声和赞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造中国画、倡导油画民族化、对外积极塑造新中国文化形象的时代背景下，关良的戏曲水墨人物画所体现的创新性和民族性特征无疑让其受到关注。这些融合西画的用色技法，掺以中国画迂缓、迟滞、游移、泥泞的线条，造型上以“简”代“繁”的刻意传神的绘画，稚拙、率真又不失赤子之心。郭沫若认为关良发扬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他的绘画是具有“民族特征”的。

　　就这样，关良以这种非写实主义的绘画实践继续耕耘创作。晚年的关良心境上更添闲适，创作水墨戏曲画时也更加游刃有余。在他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把西洋画的表现主义和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沉淀交融，绘画风格发展成至简至朴、拙趣迟重。在关良笔下，《捉放曹》《白蛇传》《打渔杀家》……一出出精彩好戏轮番上演，他以老练的风格与纯熟的笔墨功夫尽情挥洒，在纸上演绎属于自我的“游戏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