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图　李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新年到了，家家户户均要穿新衣、尝美食、放炮仗、贴春联、贴门神。以贴门神为例，大门、二门、内房门与后门张贴的习惯大概为：大门张贴武门神，主要有秦琼、尉迟恭、神荼、郁垒、钟馗、赵云、关羽等；二门张贴文门神，主要有包拯、文天祥、财神以及“状元及第”“天官赐福”等；内房门则主要张贴“麒麟送子”“古装美人”“和合二仙”“麻姑献寿”等；后门张贴的门神主要有魏征等。这些均是唐宋以来形成的重要民俗传统。

　　苏轼曾对僧人参寥讲过一个笑话，翻译成白话文为：“有户人家，门板上贴着门神，门楣上挂着艾人，门槛下钉着桃符，都是用来辟邪的。忽然桃符抬起头来，骂艾人道：‘你是什么东西，一把草叶子，居然爬到我的头上来！ ’艾人低头看了桃符一眼，也骂道：‘半截身子都埋到土里去了，还敢同我争高下！ ’二者吵得不可开交，门神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解道：‘吾辈不肖，傍人门户，还有工夫在这里争闲气？’”（苏轼《东坡志林》第12卷）

　　本来桃符和艾人的挂高挂矮，钉上钉下，只是民俗习惯。同是傍人门户者，争来争去，并无意义。苏轼借门神之口自嘲，说明宋代门神已不太神圣，更多是民间世俗化的需要，“傍人门户”却因之成为成语。

　　不但如此，宋代门神图像还出现了其他新题材与新内容。宋人袁褧《枫窗小牍》是一部专门记载北宋汴京见闻以及南宋临安杂事的著作，涉及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的礼仪、风俗、政事、艺文等佚闻。此书记载：“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是虏（虎）字。金饰更是金虏在门也。”由此可见，北宋末年的京师开封甚至流行张贴“番样门神” ，这是一种画成金人模样的新兴门神。给他们戴虎头盔是为了降服他们，因为“虎”像“虏”；以金饰之是为了表达“金虏在门” ，即以俘虏的金人守卫门户。这些展示了宋人爱国御敌的精神，也反映了宋代民俗中的一种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精神胜利法。

　　在我国古代，军事向来是国家头等大事，所以每个王朝无不在政治上推行“崇武”的国家政策，但是到了宋代，皇帝们终于认清了武将当权的重大弊端。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将身份“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建宋后，清醒地认识到其部将很有可能会大权在握而效仿自己，于是实施“杯酒释兵权” ，推行“右文”政策，以文官治国，倡导世人“学而优则仕” 。如此一来，使得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待遇优厚。这一政治转变的影响甚大，包括改变了民俗中的门神图像。

　　譬如，宋朝出现了以文官形象充当门神的新样式，并给门神起了一个别称：门丞。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记载：“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门神亦曰门丞，道家谓左曰门丞，右曰户尉。 ”门丞的图像可见于南宋画家李嵩所绘的《岁朝图》，图中描绘了当时的官宦人家于岁朝（农历正月初一）时共饮屠苏酒（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称为屠苏酒。此酒是中国古代春节时饮用的酒品，又名岁酒）、主客互相拜贺和下马投刺（通报姓名以求相见。刺，指名刺或名帖，即现代的名片）的场景。这户人家不但在大门上贴有头戴金盔、身披铠甲、手握兵器的武将门神，而且在二门上贴有两位头戴硬翅幞头、身穿宋代官服、手捧牙笏的文官门神。宋代文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待遇特别优厚，世人更以“学而优则仕”为荣。这些表现在世俗活动中，即以文官为贵。所以文官作为富贵、权势、荣耀等美好象征与意愿的代表，开始以门神形象出现在门神图像中。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 ”可见南宋时，除了门神外，一些新的题材，如财神、回头鹿马等具有吉祥祈福性质的年画也出现了。

　　宋王朝奉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使文人地位得到提高，这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文之风使宋人在崇尚书画艺术这一文化氛围的熏染之下，又夹杂着对精英文人的艳羡之情。苏轼曾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这种崇尚清雅的艺术精神后来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也增加了人们对这一类书画艺术的需求与消费。

　　宋代皇帝提倡文治，热衷于艺术且身体力行。因此，若论宋代的时代精神，诚如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所言，“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 。宋代，人们由外功转为内省。在文学领域，“诗言志，词抒情” ，就是在这一时期，格律严整的“诗”开始让位于婉约抒情的“词” 。在绘画领域，恬淡平静的水墨画繁荣昌盛，人们“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无论是渔樵隐逸的潇湘八景，还是丘园养素的花鸟虫鱼，均开始流行起来。

　　中国文人坚守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或居于市井，或退隐山林，体现了文人与封建集权之间辩证式的平衡关系。北宋画家郭熙颇具文人素养，其子郭思将郭熙的画论整理为《林泉高致》一书，影响深远。作者在此书开篇第一章《山水训》中直接提出了关于山水画的功能论，代表了行进于仕途之中的宋代文人画家的基本心态。其中所谓“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斯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 ，均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既在朝廷为官、又有林泉之志的宋代文人心理，因此导致山水画的大盛。这些均与宋代之前的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与艺术的驾驭方式上具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