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成书有一个漫长的经历，它从一个学科方向的创意开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以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始终循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另一条是中国音乐观念的研究；但事实上某种艺术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它在同一块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根深蒂固。所以，把音乐的观念和形态放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中作综合考察应该是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音乐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但从内在的规律上来看，它们却牢固地统一在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一些文化精神之中。1989年我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作为这个创意的实践尝试，这门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开课的基础上，撰写了数篇论文，先后在《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2008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陆续培养了8届博士生。在这期间，我于2013年申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立项。我的四位博士生陈燕婷、程乾、段蕾和冯晓，以及我的同事苗建华博士作为课题组成员，经过四年的共同努力，完成课题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一书。

　　这本书是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的成果，也是在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支撑下完成的一个集体的成果。它能获得第五届“啄木鸟杯”推优入选作品，得益于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的的支持。课题组的成员还将继续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工作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尚辉（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评论工作的积极推助。揭晓的所有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作品，都代表了对当下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理论化思考，是通过对文艺作品的敏锐评析和对当下中国文艺发展现象、规律与特征进行的美学判断。因而，这些评论作品都集中体现了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探索，是新时代建立在文艺作品之上的思想智慧结晶。

　　就美术而言， 2020年度有许多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美术作品，也有许多有关这些作品的美术评论和展览评介。这些评论不只是对展览和作品展开了艺术评判，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文艺评论在社会美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作品是图像的，是感性的，是静止的，只有评论对其展开的语言描绘和思想发掘，才再度赋予它美感传递的能量，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作品的主题意涵，让更多的人懂得如何欣赏作品、体验美感。对于评论工作者来说，我们都是社会美育的引导者、传播者。文艺扶贫、美育扶贫，一定程度上比经济扶贫更艰巨，任重道远！

　　评论是美育的语言传播，更是思想交织和碰撞的平台。在2020抗疫美术创作中，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评论声音：有的通过对西方灾难作品的评介，质疑抗疫美术作品缺乏对疫情的正面暴露；有的批评那些在疫情第一时间创作的速写式的作品，质疑画家没有深入抗疫现场，只是视频、摄影的模仿。也许，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听到主流评论的声音，最需要站出来为那些在第一时间为英模造像的美术作品说话，因为他们的作品讴歌了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的英模事迹，他们通过美术作品鼓舞和激励了那个需要鼓舞人心的艰难时刻。评论离不开作品，但作品同样离不开能够为其发出社会公正判断的评论。而2020年度中国文艺评论就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的评论。

　　2021年我们迎来建党百年的大日子，有关描写、再现党的百年历程的文艺作品将在今年喷涌，文艺评论是推介这些作品、进行社会美育必不可少的工作，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百年进行研究与梳理。从更深广的意义来说，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通过正确的文艺评论来引导开展的，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文艺评论的国家气象与民族风貌，这意味着文艺评论工作者能够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评论的特点与规律，而不是照搬外来的艺术理论评论。我相信，今天获得年度文艺评论推优的这些作品，都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呈现了对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自觉。

　　■白惠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我是一个学院体制内的“斜杠青年” ，坚持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并行。但是，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而实现研究与创作的互融互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命题。此前，我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中国电影与大众文化研究，文艺创作则集中于戏剧舞台，戏剧编剧作品曾多次入选乌镇戏剧节、北京青年戏剧节等当代中国戏剧现场。诚然，一边是学术，另一边是创作，我虽然已习惯“两条腿走路” ，但从未放弃寻找能将二者打通的契机。

　　于是，才有了这篇获奖论文《性别·地域·国族——话剧〈德龄与慈禧〉的文化坐标》 。这是我的专题研究“中国话剧史对戊戌变法的舞台再现”的第一篇系列论文，关注不同时代中国话剧作品对同一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述，比较其舞台叙事策略，探究其背后的价值观差异及社会意识形态嬗变。可以说，这是一次将“文化研究”的经典方法引入当代戏剧评论的尝试，即由“当代文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一问题意识驱动，打破学科界限，将不同艺术门类的相关作品视作可进行公共讨论的文化星丛，进而叩问当代中国的主体位置与观视方式。我想，方法创新的锐气与学科破壁的勇气应是“啄木鸟”的题中之义。

　　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话剧《德龄与慈禧》 2019年“内地复排版”何以是崭新的？本文从剧中慈禧、德龄、光绪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出发，梳理本剧从粤语到普通话的接受历程，进而确立性别、地域、国族三个文化观察坐标。基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只有把话剧《德龄与慈禧》放置于重述晚清历史的文化网络中，以德龄的英文畅销书《御香缥缈录》 、中国香港导演李翰祥的清宫历史片系列、田沁鑫的话剧《北京法源寺》等文本为参照，我们才能真正洞见其文化症候。其中，慈禧被剧作塑造为去政治化的母亲，德龄的表演口音预设了“外来者”的观看位置，光绪的选角策略则寄寓了“少年中国”重述自我的历史化冲动。

　　能够写出这篇论文，一方面得益于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经受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受惠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课程。从戏剧创作方法、大众文化研究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部中国话剧经典之作穿行于我的课堂。在一个个紧张角力的戏剧冲突瞬间之中，我们师生共同完成了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命题的一次次重访。

　　编剧身份使我关注戏剧剧作的文学性，学院知识分子身份更让我追问当代戏剧现场的思想性。在影视与新媒体文艺强势霸屏的今天，戏剧何为？我认为，现场的审美体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实时辩论的价值观抉择应是戏剧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而发掘、解读、捍卫这种不可替代性，正是我们当代戏剧评论人的使命所在。

　　最后，再次感谢评委会对当代戏剧评论的支持！在向前辈不断学习的同时，期待能有更多的同龄人加入中国文艺评论事业，发出充满锐气与勇气的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