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产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聚焦一方水土、富有地域文化色彩、带有浓烈现实主义人文观照的电影出现在银幕上。相应地，学界亦开始关注这些影片背后的文化地理学与电影生产，甚至回溯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随西部电影兴起而走向世界的历史脉络，进而探讨地域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关系，探究背后的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在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影像北京与‘北京制造’ ：历史、现状与未来”高端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影视史学年会上，学界把目光对准了北京。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主持。

　　影视史学的新向度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是中国影视产业和影视文化最重要的中心，其影视创作承担着国家叙事的宏大使命；同时北京的影视作品也在不断关注和反映这座城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之外，京味文化作为市民阶层草根群体的身份标识，又增加了北京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性。北京文化既是北京的，同时又超越北京，而指涉国家、民族的整体，因此北京文化具有特殊的双层结构。本届年会以“影像北京”和“北京制造”为角度探究北京和影视行业的关系。选择这样的方法，赋予了中国影视史研究以新的向度。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认为，“影像北京”是从国际和人文的视角来看影视史，“北京制造”是从地域和产业的视角来观照影视史。从人文地理等新研究视角把影视发展和区域文化、地域文化和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量，是当前影视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阶段，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意义。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郦苏元从“电影史学的个性特征”出发，认为电影史仍应对有代表性的或经典的影片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创作者的创新思路和理论贡献，努力梳理出一条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道路。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以《北京55日》 《末代皇帝》 《大腕》三部以北京为核心的影片为例，提醒道：“我们理解的历史并非就是西方世界理解的历史；具有文化符号的城市标志性景观并不必然跟我们所设想的文化符号相联系，它的意义在影片中会得到重新阐释；创造‘北京制造’的时候可能有大量的外国人形象，我们首先要打破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塑造出鲜活的符合生活逻辑和生活真实的外国人形象” 。

　　影视史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就电影史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数字修复问题，提出两个概念。第一是影像史学，除了内容叙事之外，对影像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人物的穿着、打扮、服饰、使用的工具等一些更为具象的细节提供给我们更加丰富的历史概念。第二是修复伦理，修复以什么样的伦理态度工作，应该怎样修复？从黑白影像修复成彩色影像，失去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和时代感。讨论修复伦理，其核心就是尽可能地按照历史的原貌恢复。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总结了以电影史学家李少白为核心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群的三大特征：高瞻远瞩、具有开创性眼光；理论能力极强；兼有研究和教学能力。陈山认为，高校的学术研究要总结自身的学术传统，把中国电影学派细化成各个高校自身的学术道路史，走多元化的学术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引入“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提出：数字与人文之间的隔阂与疏离问题；算法主导中国电影产业，而学术研究降格为如大数据技术简单堆砌的行为似乎越来越多，中国电影史研究在文献和数据的采纳上面并没有随着大数据和数据库的出现而变得更如人意；中国电影研究中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亟待解决跨语言、跨学科和跨社区的合作网络，并提出将数字人文跟电影结合的研究设想。

　　影视史与文化地理学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电影文化研究的繁荣，反映出中国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当前中国电影研究力量的多元化、中国电影风格的多向性以及地域文化为优秀导演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丰厚土壤等多重现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认为地缘是进入艺术研究的重要路径。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缘关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文化地理学是探讨国家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一把钥匙。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田秋生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电视纪录片背后的社会黏性、电视业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等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探究了华语电影与地域电影的关系，华语电影的语义指向社会学、文化学层面，而非纯粹的语言学。他认为，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有其必然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文化想象共同体的概念下，政治经济方面逐渐趋同，不同区域的中国电影才能逐渐融合成华语电影。“华语电影”的概念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富有意义。他认为少数民族同胞拍摄的母语电影、大陆拍摄的以英语对白为主的电影因共同的文化想象也应该归为华语电影。他谈道，华语电影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电影，还包括粤语、闽南语电影、合拍片即上述四地的合拍片以及四地与海外的合拍、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和海外华人社区独立拍摄的电影等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聚集影像北京和“北京制造”是影视史学在新时代深耕细作的必然要求，将地域文化和影视发展、城市和影视发展更加紧密地对接结合起来，是对影视史学发展的深耕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