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分48秒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景观中，8月8日北京夜空出现的29个“大脚印”令全世界印象深刻，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核心创意成员、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的蔡国强，却为此率领视觉特效团队准备了3年。8月19日至9月2日，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办的“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的展期只有半个月，却汇集了蔡国强近30年创作的40余件（组）代表性作品。奥运之年，旅居海外23年的蔡国强回到国内，在参与奥运创作、回顾艺术生涯之时，形象地将自己比喻成“一艘船”：“我好像一艘船，在世界各地航行，现在回到了母港。”说这话的他，年过半百，依然留着精干的板寸，言语中依然有着闽南乡音，却已经在艺术创造的时空中沿着不同的航线航行了许久。对这艘“船”来说，出航是为了归来，而归来更是为了下一次扬帆启程。
出航：故乡是一切的开始
“我想要相信”展览曾于今年2月至5月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但北京展在作品上与古根海姆展有所区别。区别之一，即来自8月12日才“新鲜出炉”的蔡国强至今最大的火药草图作品《历史足迹：为北京奥运作的计划》。
“这件作品运用烟的效果比较多，景象很梦幻，表现的是一个柔软而巨大的城市。”蔡国强面对《历史足迹》如此表示。为了这“柔软而巨大”，蔡国强及其团队花费了16个小时才做好作品的准备工作，而从点火到完成只用了6秒。“这有点像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想做一些难以永久保存的东西，又想用草图的方式记录下创作的过程。”在这样的想法支配下，20余年间作品的瞬间完成或消散，对于从事火药爆破创作的蔡国强已经习以为常，不同寻常之处来自奥运主题，也来自回乡创作——毕竟，故乡是一切的开始。
在访谈中，“泉州”这个词被蔡国强屡屡提及：“小时候在泉州，我的家乡，有很多小孩做鞭炮以补贴家用。”童年时对火药的好奇与迷恋，促使上世纪80年代初的蔡国强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念书时开始着手火药画的创作。
“最初我用风扇吹动画布上的颜料，或者将油画放在火上做出烧焦效果，都是想探索偶然性，但逐渐感觉这样‘太小气’，于是开始用火药。”蔡国强说，用火药的危险和形式、视觉上的新鲜感，可以打破他“保守和胆小”的做事方式。
在麻纸上预先铺好火药，有选择地盖上木板和砖头，火药引燃后，纸面纤维结构在爆破中保留并吸收了焦化的效果，形成了蔡国强创作火药画作品的总体步骤。在最初试验时，蔡国强总是掌握不了“火势”，不是纸面烧焦了就是未达到理想效果。后来还是祖母“灭火”的举动启发了他。“火药的魅力在于控制与反控制，火药要适量，时间要把握好，这样参与其中的我和观众便会沉浸在摧毁性爆炸实质力量的瞬间体验之中。”
掌握了“控制”的奥秘，也“炸”掉了保守和胆小的蔡国强，于1986年去了日本，和他一起启程的，是数十件火药画创作。这一期间，他做了《为外星人作的计划》和《为人类作的计划》两大系列。
这一阶段的蔡国强仍在探索。1991年，蔡国强在日本第一次获邀展览时创作了《原初火球》，“当时总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超越狭隘的东西方比较？有没有一种更宽泛的语境或是更广阔的视野？”
带着这样的疑问，1995年，蔡国强又一次“出航”，这次他的目的地是纽约。“我在纽约的第一次展览是作为日本代表，由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出资在纽约PS1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展览。现在看来，我到日本和美国，时机都非常适宜。火药具有的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因素，符合日本的传统美学，它的速度、张力，又与他们崇尚的文化英雄主义不谋而合。而我到纽约的时候，正好美国的多元文化思潮到来，文化界重新思考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此时，蔡国强也在思考自己的爆破：剧烈的爆炸如何更进一步转化成美丽的具有诗意的事件？公开展示的艺术活动如何与创作者的精神主旨相结合？
答案在空中。
蔡国强开始制作大型空中爆破计划和焰火项目。
无论是美国内华达州美军基地的《蘑菇云笼罩的世纪——20世纪计划》、广岛亚运会开幕式、京都建城1200年祭，还是伦敦的“叶公好龙”焰火景观、2001年上海APEC景观焰火表演、隐喻“9·11”的“晴天黑云”、纽约东河上的“移动彩虹”计划，蔡国强所到之处，总是硝烟弥漫，总是引发轰动，在“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气势中，蔡国强的艺术足迹踏过世界多个角落，其作品成为西方艺评界“窥探”中国当下艺术创作的一个窗口，他也因将猛烈的爆破转化成美丽的文化事件而获得了包括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美国欧柏特艺术奖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艺术奖项。就如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托马斯·克伦斯所说，蔡国强名副其实地爆破了我们时代艺术创造的公认标准。
归来：迷恋中国文化传统
在获得了巨大国际声誉的同时，蔡国强也有清醒的认识：“火药画和室外爆破一开始因为形式吸引人，但如果做多了，不能往更里面走，只是做场秀，没有观念，那就是更大的危险。”
在美国13年，蔡国强逐渐将对自然和宇宙的兴趣转移到对东西方现实的精神性与文化性的比较上，他开始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格局中审视在艺术与社会、与文化背景互动之中的角色和意义，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表现方法和语言，同时确立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创作本身在呼应着一种回归。”蔡国强的装置作品更多地带有“中国符号”：《草船借箭》的三国故事，《文化大混浴》、《把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带回威尼斯》的中药，“龙：当代美术馆”计划的龙窑，都是艺评界对于蔡氏在西方艺术界“打中国牌”的“证据”。对此，蔡国强并不认为他是在拿中国元素取悦西方观众：“简单来说，我是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在创作中理所当然会有中国元素；而且西方人喜欢的不是中国符号，而是我的作品‘好玩’、参与性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艺术已不再处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而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循环的轨道，因此中国艺术面临着本土与全球的文化关系这个新的课题。在这一课题之中，蔡国强的艺术总体上在西方获得普遍赞誉的事实表明了中国艺术与国际对话的有效性，这体现出中国文化因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支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视野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或形式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的接受可能，成为近年来蔡国强在创作时有意考虑的问题。这种探索一直延续到2008年，蔡氏回到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创作。对他而言，奥运会是个举全国之力的“团体项目”，而自己20余年的创作更多的是个人的“角力”。“做奥运会这两年，除了《历史足迹》，我没有做大作品，但在不断思考中国文化的根源和中国美学的问题。这两年的沉淀对我的内涵和艺术的丰富性、对作品的变化和控制，都感觉有提高，都有进步。有点成长，我就很开心。”
蔡国强将自己20多年的作品分成3个部分：装置、爆破项目和草图。“火药的黑白灰褐，很有文人画的精神，就像小时候在家乡看父亲画的国画，在方寸之间表现写意精神，对我来讲是种寄托。感觉大艺术家还应该是八大山人、委拉斯贵支那样的。平面的美术让我特别安慰。”
“现在我做火药草图，逐渐想回归到绘画属性，有了这种转变，作品的干湿、品格，画面的起和收，这些平面美术的问题又回到我身上。”迷恋中国文化传统，又面对着21世纪全球化的纷繁复杂，蔡国强的艺术，就如同范迪安所说，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文本。而蔡国强却总强调：“别把我想得太复杂，艺术面临的是巨大的时代板块，每个艺术家都在撬动其中的一个点，这个点还要天时地利人和相匹配。我的时代板块不错。”
站在“不错的板块”上的蔡国强，2009年将继续启航，在西班牙比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日本举办巡回展览。“对于我，航行还在继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景观上，蔡国强创作的“大脚印”
绽放北京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