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荫楠在延安拍摄电影《周恩来》

　　不久前在北京紫光影城举行的“时代·伟人”丁荫楠导演电影周，放映了丁荫楠执导的《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鲁迅》5部影片。电影周期间，丁荫楠几乎每天都会到电影院看看，“我想亲身了解一下我的革命伟人题材电影现在到底还有多大市场，主要是什么人在看，尤其是青少年爱不爱看。”而考察的结果则让他倍感欣慰。“场场爆满！”著名电影导演丁荫楠如是告诉记者。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位以把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塑造革命伟人见长的老导演。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一大批反映革命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历史题材影片，以历史的人格化和叙述的诗情化为风格特色，深情刻画了时代伟人走过的风雨历程和崇高的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中国现代史画卷。您觉得这主要得益于什么？

　　丁荫楠（以下简称“丁”）：应该说是时代造就了我，党和人民培养了我。在我的电影导演生涯中，几乎每一次都离不开国家在资金、人力等等各方面给予的极大支持。这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幸运。我喜欢电影，早在1976年的时候，就有机会经常偷偷地看《教父》这样当时还被禁止上演的影片。我也喜欢历史，每一次拍摄伟人，我就有一个了解那段相关历史的难得机会。拍摄《周恩来》，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史；拍摄《邓小平》，我了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拍摄《孙中山》，我了解了国民党史；而拍摄《鲁迅》，我也就有了机会了解新文化史。收获很大。

　　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步子越迈越大，这种革命伟人题材的影片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如观众群在缩减、投资方更慎重、回收成本更难等等。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丁：上世纪90年代后，商业片的出现、尤其是外国大片的大量引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电影观众原有的审美观念，促成了一个审美转向。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作为第四代导演，我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坦率地说，我的电影现在很多中老年人爱看，就是一种怀旧。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主旋律影片只要拍得好，也会有很可观的票房成绩。我的《孙中山》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票房达到了2亿；拍摄于2001年的《相伴永远》，被华纳公司拿到美国放映，卖得也非常好。

　　记：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您是否考虑过转型？

　　丁：中国的电影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需要随之进行一些改变。当然，我不会去迎合，因为年龄大了，没那个经历，所以我拍不了青春片。我对人物传记片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以后不仅要拍，还要拍得更好，而且还要继续选择精英人物题材，比如李白、杜甫、梅兰芳等等。

　　记：我注意到您上面列举的几位都是文化人物。似乎从您最新一部影片《鲁迅》开始，您的镜头要从政治人物转向文化人物？

　　丁：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众多的文化精英也非常值得关注，所以我的目光暂时转向了这一领域。

　　《鲁迅》是我尝试转变的第一步，既是文化人物拍摄的第一步，也是市场化运作的第一步。《鲁迅》投资1300万，国家出了一部分，其余是投资人投资。它的销售也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路子，就是主要在上海一地放映，而且集中在学生开学时段，连续几年放映，总的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

　　记：其实在影片《鲁迅》中，我也注意到了您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拍摄手法，比如表现鲁迅的梦境、穿插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运用了扭曲、变形等特技。

　　丁：是的，在新的形势下，拍电影应该拍得更好看，这就需要精巧的构思、适当的特技等等。比如拍《李白》，我想我就会拍李白的幻觉，拍他和月亮对饮，表现他的浪漫。

　　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求对传统传记片进行突破，即使在革命伟人题材上，我也常常想办法表现领导人生活化、人情化的一面。

　　记：您刚才也提到，《鲁迅》的发行对象瞄准的是学生和校园，以后的影片都会如此吗？

　　丁：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在多个场合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以后的影片会尝试走学生路子、校园路子。在文化多元、审美多元的时代，一部电影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喜欢看，必须锁定一个观众群。我希望我的影片能让学生感受到灿烂的中华文化，激发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从电影市场角度来说，全国有2亿学生，按其中1/3看电影，每人花费1块钱算，就有6千万的票房，这是相当惊人的。当然，这中间要搞好宣传，也要做好发行工作。中国的电影发行目前是个大问题，值得重视。

　　记：作为一名成就斐然的老导演，您至今仍未停止电影拍摄的脚步，未停止对电影艺术的追求。这种执着精神令我们感动，让我们钦佩。

　　丁：呵呵，我愿意继续做赛场上的选手，而非看台上的观众，当然，既然参赛，就要遵守现在的游戏规则。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

电影《周恩来》剧照

电影《孙中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