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间画会”部分同志护送毛主席巨幅像由香港到广州，在爱群酒店门前合影（左起：记者、王琦、麦非、黄新波、张光宇、黄茅、杨秋人、关山月、戴英浪
1949年，我才7岁，朦胧的往昔，已模糊、淡忘了，但幸运的是我父母为我们留下大量的老照片，看到这些老照片，顿时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清晰、纯粹。
旷日持久的国共和谈逐渐破裂，国内战争即将爆发，文化人听从共产党的安排，纷纷转移疏散到香港，我随父母于1948年来到香港，在香港二载，度过了我童年不平凡的日子。
随着时局的变化，从内地和台湾来香港避难的文化人越来越多，从四川来的有张漾兮，从广州来的有关山月、阳太阳、杨秋人，从台湾来的有黄永玉、朱鸣冈，从内地来的还有汪刃锋、荒烟、李凌等人，这些叔叔、伯伯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的音容笑貌同样定格在这些老照片中。
在香港，我们家的住房条件在父亲友人中算是比较阔气的。大客厅兼书房可容纳10来个客人，从此“人间画会”的理事会就经常在这里召开，这里又成为了南来北往的新据点……
有一天夜晚，黄新波约了余所亚、黄茅、特伟、米谷、张漾兮、陆无涯、杨纳维等人到我家中聚会，由黄新波向大家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听到这个传达，大家兴奋不已，都感到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今后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而这些叔叔、伯伯们，都是做城市工作的，他们认为今后可以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了。后来，黄新波还请夏衍为大家做了一次报告，讲时局，讲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
在我记忆中，音乐家李凌曾来我家多次，有一次是他约胡风来我家谈事吃饭。谈事的时候单独两人在卧室内，父亲王琦有时也进去旁听他们的密谈。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胡风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李凌是新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在重庆就与我父亲成为挚友。在香港时我和他的女儿李妲娜和儿子小猪都是发小，上世纪60年代李妲娜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们的学校是艺术院校的姊妹学校，又是友谊班，来往密切，成为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延续了父辈的友情。使我难忘的还是在香港九龙尖沙咀码头上离别的那一幕。李凌夫妇带着女儿妲娜和儿子小猪与我们挥手道别，然后登上木船。船离开码头，驶向海面，我们站在码头上，望着远去的船，李凌还在向我们挥手……
有一天，林林来我家留了一个便条，内容是北平电邀父亲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如能前往，请到邵荃麟处接洽，办理有关事宜。父亲考虑当时家中六口人，房子没有卖出去，只好决定暂留香港，不能赶赴北平参加那次盛会了。当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给香港的代表名单上仍有黄新波、张光宇、陆无涯、廖冰兄、林林、王琦等几十位，其中许多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去北平参加。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那时我家似乎像一个“客栈” ，人来人往。王立和陈更新来港，也曾在家中客厅打地铺住过。当时从内地来港的还有地下党寻找组织关系的，有个姓易的陌生人拿着罗髫渔的信来找父亲。罗髫渔当时是四川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父亲亲密的老大哥，他当时与中央联系中断了，希望通过香港党组织与中央取得联系。父亲见信后，立即帮助他与香港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来与中央接上了关系。父母当时在家中对话，有时用反语交叉进行，如“要不说”“公此” ，这也许是地下工作者一种特有的警觉本能。
1949年9月，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由广州逃到香港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我每次乘轮渡过码头时，都能看到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行李，还有拖儿带女的达官贵人，一片混乱狼狈景象……父亲急于把房子卖出去，搬到南国酒家暂住，随时准备离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参加了“人间画会”同仁集体绘制巨幅毛主席全身像。这件高九丈、宽三丈的巨幅画像，是“人间画会”同仁向广州人民政府的献礼之作。
大家推举阳太阳起稿，定稿后一齐动手，从10月15日开始到25日完成，仅用了10天时间。当时作画的地点在“香港文协” 3楼，“文协”的作家张天翼、蒋牧良等人已离港，只留下于逄一人留守，他把整个楼房腾出来作画，三丈宽的画作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占满了，布的下端卷在地上。父亲带领洪毅然、雷雨、关山月、杨秋人、梁冰等人画全身的衣服，而头部和手部由张光宇负责带领另一批人绘制。张光宇只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此项任务，而父亲这一组则用了7天时间才完成，可见画衣服的工作量有多大。
我与仲弟有时跑到现场观看，幼年的我只能在一旁观看，印象最深的是满屋充满了两股浓烈的气味，一是油漆颜料、汽油的混合味，一是浓郁的烟味儿。关山月和梁冰手上都拿着一个大烟斗，这群艺术精灵，个个时尚潇洒……
有一次我和母亲也去现场参观，她与关山月的夫人李小平和于逄的夫人一起，在巨幅画像头部前合影，这幅珍贵的照片保存至今，每当看到这些老照片，当时的情景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11月1日的黎明，我们全家乘上包租的大卡车，护送毛主席巨幅画像离开香港到罗湖，然后换乘火车回广州。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到列车上的解放军佩戴的领章和红星，列车员对我们热情招待，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到了广州后，我们全家第一天住在阳太阳家。他们家的孩子也不少，两家人围在一个大圆桌上吃饭，挤得满满的。第二天我们就在东山区租了一所房子，暂时住下。东山区是高档住宅区，有不少过去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府邸，现在人去楼空，租金也很便宜。住在东山区很不安宁，国民党残余势力很猖狂，经常有抢劫杀人案发生。国民党的飞机也时常来干扰，我亲眼目睹窗外的解放军持枪向飞机扫射的场景……
六天之后， 11月7日，毛主席巨幅全身像挂到爱群酒店上，共占了8层半楼的高度，第二天（8日） 《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称“这幅伟大的制作表现了留港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的伟大力量” 。毛主席巨幅画像高悬在爱群大厦上，面对沙面，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当天，父亲与黄新波、张光宇、关山月、杨秋人、黄茅等人在爱群大厦毛主席巨像前合影留念，这幅老照片我父亲一直保存着，已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文献，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