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由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电影《音乐家》具有填补人文历史空白的价值。影片具有三重价值：第一，这部影片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建设中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建设样本。第二，影片实现了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立传的目标。冼星海先生最后的岁月在他乡度过，作为艺术家他所感受的世界和观众所感受的世界是不同的，这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艺术作品来体现，仅仅靠史实很难引起共情。第三，影片在表达艺术家家国情怀的方面具有代表性。
冼星海先生生命最后阶段在阿拉木图的几年时间里，有三个身份的凸显。首先他是一个革命者，受组织委派为电影配乐；第二他是爱国者，一心想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和建设；第三他是音乐家，音乐家的情感是充沛而敏锐的，所以能把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进行克制性地移情，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艺术收获点。所以，影片塑造的冼星海艺术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冼星海生命的最后阶段个人命运与时代和国家命运的交错，主人公饱满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该片对展现中哈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具有当下意义。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
电影《音乐家》是一部展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两次看《音乐家》 ，我特别受感动，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喜爱这部影片。影片具有两重特质：第一，该片可以被视为一部“元电影” ，是关于革命文艺、人民文艺、人民电影的“元电影” ，它的意义在于向人民电影、人民文艺、革命文艺及包含革命内容的现实主义致敬。影片的高潮是《黄河大合唱》 1939年4月13日首演，就在《黄河大合唱》诞生的整整一年之前，作为人民电影诞生标志的延安电影团建立，从此以后我们党真正开始直接掌握电影这个重要的媒介和传播手段，这是100多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音乐家》在80年后重新拍摄这段历史，具有写实的意识、传记的意识，因此可以被称为“元电影” 。第二，影片展现出积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在真实的同时带有主观倾向，有思想的融入和追求，这是这部影片的力量所在。
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光荣的史诗。制作团队非常懂得运用光影的辩证法，首先在镜头处理上，大量使用长焦镜头，形成虚实对比，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非常精美；其次光线对比强烈，使得人物形象突出饱满；再次美术上使用对比和反差，在整体的冷色调中使用了大量红色元素，如小提琴、红星等。整个制作团队非常用心，只有这样的影像呈现能力，才对得起冼星海这个人物，才对得起这部电影的品质，这部电影是我近期看到的最具影像品质的电影。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这部影片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也是一部具有“收敛”意味的影片，不像传统电影那样激情澎湃，这也是这部影片的特色。在面对历史时，影片带着尊敬和诚恳的态度，其价值就是让人知道冼星海有过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影片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情之节制” ，对生活和情感的处理是克制的，对生活中的暧昧适可而止。二是“事之简约” ，如拷贝如何遗失等细节没有过多交代，体现了主创对历史的尊重，当然简约的叙事也会带来一些遗憾。三是“乐之克制” ，即音乐使用上的克制， 《黄河大合唱》出现在影片结尾，突出了个人，但该乐曲没有在前段和中段起到营造氛围的作用，留有一定的遗憾。
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现代传播》主编）
艺术与商业具有矛盾性，影片的题材可能影响了电影的票房，但《音乐家》在艺术上是成功的。这部影片是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来表达爱国主义主题，而非粗浅、浅薄的爱国主义，这样更有利于国际传播。同时，影片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让我们思考反战的主题。
郭松民（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30多年来，当我们谈到开放时，不言而喻，指的是向海洋的开放、向欧美日的开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也不言而喻是指向欧美日的。从最早的《庐山恋》 ，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黄河绝恋》 ，再到新世纪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关于爱情、关于正义、关于浪漫、关于安全感……总之，一切美好想象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终极解释，都来自海上和西方。在这个意义上说， 《音乐家》算是一个例外，也是对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潮流，因为它把目光转向了内陆，转向了欧亚大陆的腹地。一部《音乐家》 ，可谓凤毛麟角。21世纪，中华民族将在这块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的舞台上，演出属于我们的、也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国将在这个舞台上对人类作出贡献。
谢茂松（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影片的几个特点是：第一，展现了人面对战争的无力和软弱。冼星海无法跨越边境的情节就体现了这种软弱，这种情感也是我们自身的投射。第二，探讨了音乐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音乐可以应对战争，可以不让恐慌情绪蔓延，可以振奋人心。第三，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细节，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之前并不熟悉，在分面包之后都露出微笑，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现了分享精神。冼星海和达娜什的关系也体现了这一点。第四，影片的美中不足在于没有很好表现冼星海个人的思念之情，显得有些消极。第五，影片契合了“一带一路”主题。哈萨克斯坦在西方意义上的全球化中是被隔绝和锁闭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用陆权来对冲海权。西方文明是商业思维，中国文明是共享的。这也是分面包这个细节的意义。
皇甫宜川（ 《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首先， 《音乐家》是对于冼星海生涯的重要发现，提供了许多历史细节，很好地营造了历史气氛，影片让我们回到历史，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可能会给我们艺术创作提供一种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可能性，这部影片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没有按照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来创作。其次，用《阿曼盖尔达》和《黄河大合唱》两部作品展现两个家庭、两个音乐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影片的创新之处。再次，影片是一部较好的音乐传记片，冼星海人物很丰满，细节的呈现和人物关系的编织很成功，将重点放在冼星海和一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上，借用了小女孩纯洁的视角，同时也展现了冼星海对于音乐的依赖。此外，影片通过处理人物与战争、音乐的关系，让冼星海成为伟大音乐家的逻辑能够成立。这部影片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尤其是合拍片怎么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处理中美题材的影片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让中国人接受、其他国家也接受，这也为当下艺术家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
谭政（ 《电影艺术》执行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
《音乐家》艺术地呈现了一位艺术家去国怀乡的深切之痛与爱国之情。影片丰富了中外电影合拍的国际版图，对强化中国电影在亚洲的文化输出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在历史氛围营造和场景还原方面做得很成功。在叙事层面，在表现了艺术家深切的爱国之情和两个家庭之间情谊的同时，影片对二战时期苏联的社会机理的展现也很突出，包括火车上的犯人、街头的老母亲，还有跳楼的老艺术家，对社会氛围的历史感有加分的作用，使影片具有广度和深度。在台词方面，主创有意识地让人物话语较少，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说俄语，但有三处让主角直接说中文，呈现其思国思乡之情。同时有些不满足：冼星海创作的音乐只出现3首，新写的主旋律和音乐很棒，反复地出现，互为呼应、渲染画面、传递情绪，但是如果冼星海的音乐呈现得更多一些就更好了；男主角在演奏时肢体语言上的表现力有所不足。
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深受俄罗斯风格气质的影响，追求豪放和阳刚，但又容易失真。因为俄罗斯文学的坚忍气质，恰恰在于把生活中的苦难像面包和盐一样接受下来，并不刻意发挥，而且俄罗斯文学向往欧洲文化的优雅，又在豪迈沉重的民族风格之上平添了难得的自省、优雅气质。正是如此， 《音乐家》显然有了新的突破，它既抒情又隽永，既悲壮又内敛，爱国主题不是简单地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席卷全片，而是举重若轻地展现“一个人的遭遇” ：厄运与坚忍，贫困与温情，男人与女人，理智与情感……然而，无论命运把音乐家抛到哪里，他都默默守望自己的祖国，都会用艺术触角拥抱生活，最终把苦难升华为乐章，与异乡人款通心曲。
任何一种文艺主张，只有拿出佳作、打动了人们的心弦，才能真正进入主流话语、影响社会生活。所以，作品弘扬主旋律，更需要艺术的力量。 《音乐家》正是这样一部佳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电影观众对这种充满了艺术美感的现实主义影片已经感到有些陌生了。近些年，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类大片受到中国观众追捧，中国的电影制作人与观众也愿意模仿好莱坞的风格。然而，在这种比较浮躁的心态支配下制作出来的影片在国外的反响却不那么好，在中国的对外形象上是减分的。我们需要调整心态，更多地注意一些近似《音乐家》这类唯美主义、现实主义的影片。这些现实主义影片中的美感丝毫不会减少我们的感动，那些貌似平庸的镜头有时也会让我们怦然心动、也会让我们热血澎湃。其实，随着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到世界上去显现自己，中国需要更多类似《音乐家》这类的文化产品去感化别人、去影响当地的民众。否则，中国对外投资虽然帮助了许多国家，却有可能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浮躁心态而适得其反，引起别人反感。那样，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就算不上成功，因为它没有成为改善中国形象的硬实力。
民众的艺术欣赏水平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我们需要用好的电影产品、好的艺术产品、好的文学作品去引导中国观众的好恶观，不能借口市场有需求而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