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元代）

　　中国瓷器有着灿烂而辉煌的历史，在元代，景德镇走向崛起，釉里红首度创烧；由宋代延续使用的龙泉窑、磁州窑、钧窑所出瓷器依旧为世人惊叹，它们以“元代瓷器”为名片，在瓷器史上书写下有力的一笔。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的交汇也反映在瓷器中，其中包括中原文化与蒙古草原文化的交汇，以及东方文化与伊斯兰、藏传佛教文化之间的碰撞。5月21日至7月2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了来自国内11家博物馆的96件馆藏元代文物，以“瓷路撷英——历史的映照与缩影”“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通”“炉火纯青——技艺的创新和飞跃”“变古易常——审美观念的表现和转变”四个单元展示了元代瓷器在历史、文化、科技、审美价值方面的成果。

　　元代瓷有两个阶段特点，一是元早期继续沿用宋代窑口烧制单色釉瓷，在保留宋人雅致审美风格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二是元中期青花瓷“横空出世” ，并在融合多元文化后诞生新辉煌。

　　从器型和釉色上说，元代早期单色釉瓷延续了宋代文人崇尚高雅素净的审美情趣。比如汉族的传统瓷——青白瓷，虽是沿用宋代窑烧造，但在胎体、釉料、造型和装饰方面均与前朝有所差异。元代青白瓷白里透青，不仅胎体较厚，施釉也略厚，不如宋代的清澈剔透，但也更显肥厚滋润，日常使用的青白瓷器型较多，有盘、碗、高足杯、瓶、罐、炉等。至于白釉瓷、卵白釉瓷等单色釉瓷也都是从前朝延续改进，这三者都是后来元青花使用过的釉面。中原传统文化对元代瓷器的影响还表现在仿制青铜器型烧制的瓷器，比如在展览中“霁蓝釉爵杯”“青花梅花纹三足炉”便属于此类。

　　当元代工匠开始使用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作为制胎原料后，烧制瓷的温度有所提高，器物变形率开始下降，大型瓷器得以出窑，其中以装饰繁密、纹样显著的青花瓷为代表。青花的“横空出世”也正式宣告华丽奔放的审美成为主流。

　　元青花瓷代表了釉下彩瓷的成就，在青花瓷上，中国绘画技艺与制瓷工艺完美结合，不同于唐代瓷的华贵，也有别于宋代瓷的秀丽，元青花瓷既雄浑壮丽又显得妩媚典雅，多出现体量巨大的碗、盘、瓶、罐，这在其他朝代中极为罕见。我们也能从展厅内的大件元代瓷器上寻找到蒙古文化的特点和伊斯兰文化的身影。比如放射状的阿拉伯风格纹饰、八边形的瓷绘布局，仿蒙古包或仿伊斯兰金属器的多菱形造型样式，以及元代出现的新器型高足碗，它是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造型。

　　随着蒙古族统治中原的时间增长，他们对中原文化开始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接受。在青花瓷里保留了大量传统装饰纹样，比如龙纹、凤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莲纹都是较常见的。大型器物中也有人物故事、庭院花鸟、芭蕉竹石等绘画纹饰，大多以绘画为主饰，纹样为辅饰，但也有全部用传统纹样作整器装饰的。在展出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青花莲池纹鸳鸯碗”“青花龙纹梅瓶”“青花云龙纹筒式盖罐”“青花凤穿花纹执壶”等文物中都可以看到传统经典纹样的身影。

　　此外，同属元代瓷之传奇的还有“釉里红” 。釉里红在青花基础上创烧，使用氧化铜为主要呈色剂。由于铜元素在高温下极易挥发，加上显色温度范围很窄，因此釉里红极难烧制。特别是色泽鲜艳的釉里红，需要工匠从彩料配比、窑温高低和窑位选择等方面去综合把握，它们都是成“红”的关键。元代的釉里红色泽大都偏暗，偶尔会有色泽鲜艳的“红” 。从展出的“釉里红莲瓣纹盘”和“釉里红爵杯”来看，年代较早的“釉里红爵杯”发色比较鲜艳，而年代较晚的“釉里红莲瓣纹盘”发色比较暗淡。据策展人顾志洋介绍：“釉里红烧制技艺在元代并未达到完全成熟，加上氧化铜的烧制条件十分苛刻，故而存世的元代釉里红瓷精品极少。至于前期的釉里红反而优于后期的情况，也例证了元代釉里红的烧造技艺依然尚未趋于稳定。 ”即便如此，人们烧造釉里红的确出于对“鲜艳欲滴”的追求，直到当代，景德镇的一些窑口还在使用古法仿烧制这种釉里红，表达着对古代工匠智慧的敬意。无论是素雅单色釉瓷也好，华美的青花瓷也罢，元代瓷器一方面展示了元代人的生活习俗，也体现了蒙元时期历史、文化、艺术的时代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