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火炬游行的报道

　　我参加过多次游行，有两次，最难忘。

　　一次是1949年7月，在天津，火炬游行迎接南下；一次是同年10月，在武汉，敲锣打鼓，扭大秧歌欢庆开国大典。

　　那情景，不可重现。

　　1949年3月，我由天津市一中考入四野南下工作团，分配在天津南工二分团二大队八中队，经过几个月军事训练，每天操练、行军，学习土地改革政策和城市政策，准备随大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城市。我们的总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是陶铸。后来我们听过陶铸的报告，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特别难懂，也许是扩音器有毛病，听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听不懂。

　　大家急不可耐地等着南下的命令，憧憬着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生活。

　　终于盼到了南下的消息： 7月19日，在耀华中学大礼堂召开南下动员大会，分团政委李孔亮刚说完“你们不是想南下么，现在就要南下了！ ” ，全场登时沸腾了，口号声、掌声、歌声震得楼房嗡嗡地响。

　　会上，远道赶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代表送来了大捆木刻宣传画，后来获知，那是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公布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后，美院地下党和盟员迅速组织叶浅予、周令钊、李桦、董希文等教授创作的宣传漫画和木刻作品，在叶浅予家中通宵达旦赶刻出来后，请工人秘密赶印了十万份、二十多种，在北平解放之日，木刻传单贴遍全城，他们期望南下工作团战友带往新解放城市，让它发挥战斗作用。可惜的是，解放战争形势摧枯拉朽，发展迅猛，这些宣传品很快失去了时效性，竟没派上用场。

　　当天夜晚，在耀华中学广场，天津市青年举行了火炬晚会，欢送南下工作团，万支火炬燃红了千万颗青年人的心。掌声、锣鼓声、军乐声震天动地。当红色信号弹升起来，晚会进入高潮，天津警备司令部杨成武将军讲话，分析了革命战争形势，勉励大家理论与实践结合，与群众相联系，向人民群众学习。接着，市青年团、总工会、各大中学校献旗，天津市学联献给南工团一个用鲜花扎成的大红五角星。接着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演出的秧歌舞、南开中学的火棒、体专的叠罗汉，青年文工团与二十兵团的火炬字组成“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两条大标语和南下工作团的大秧歌表演。这些，在今天人们眼中会觉得土得掉渣，但在当时却令全场到会的人无不为之热血沸腾。

南下工作团团史刊物

　　会后，南下工作团高擎火炬游行。那些火炬可没有奥运火炬那么气派，拿到手中的只是稍稍修理过的木棍，前端绑着易燃物。然而，许许多多火炬汇聚起来，便成为熊熊的火龙，穿行在繁华的罗斯福路（后来叫和平路）等主要街道，引起市民围观、响应。

　　年轻人，火热的心。如今已久违那令人心动的时代环境，那自甘赴汤蹈火的热情。当然，也绝不会再有万人火炬聚会、火炬大游行，如果再有，卫星会马上发出警报，把全国的消防队都召集来。

　　后来我读到艾中信回忆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文章，谈及“为了庆祝台儿庄大捷、鄂北大捷、平型关大捷，我们举行集会和火炬游行，队伍的长龙直伸磁器口，硝烟弥漫在夜空，火光照亮着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 。

　　火炬游行，是深埋在人们记忆中不灭的印迹。

　　1949年7月底，南下工作团二分团离开天津奔赴武汉。那时，行军条件已大有改善，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 ，几个小队挤在一个车厢，席地而卧。路经河南时，听说有土匪为患，大家便轮流持枪守夜。8月1日到达武汉那天，赶上大雨滂沱，路经龟、蛇二山，什么也看不清，半夜到达东湖，就住在珞珈山武汉大学走廊里。后来迁往汉口，住在颐中烟草公司大厂房里，学习、操练。8月5日，到华中局。华中军区、四野政治部联合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欢迎大会，会上挂着大标语：“到农村去，到部队去。 ”

　　10月1日，从广播里听到开国大典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报道，大家兴奋异常，第二天大队到汉口闹市区游行，敲锣打鼓，扭起大秧歌——那时，扭秧歌是表达激情的最佳方式，喧阗的“街舞” ，把大武汉搅得天旋地转，它印证着我们这些人也都年轻过、浪漫过。

　　后来几次经过武汉市区，却再也寻不到当年秧歌队经过的街道了。年纪大的武汉人总该记得，那时，他们曾经和欢腾的秧歌队一起兴高采烈、心潮澎湃过。

　　（本文图片由李松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