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话剧《窝头会馆》成为市场“爆款”　李春光　摄

　　在整个国家层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成果可以说是有目共睹，身在其中；北京人艺在这40年里的发展，折射出改革开放政策在精神文化层面产生的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北京人艺，可以说是与北京人艺的改革脚步同步成长到今天。北京人艺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和提升，但不变的是我们的名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始终是北京的剧院，人民的剧院，艺术的剧院。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人艺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同时，也同样进行着“改革”与“开放”的探索实践，“坚决地继承，努力地发展，勇敢地创新” ，在保持自身风格和道路的同时，取得了切实的创新成果。

　　80年代——经典与创造并存

　　首先，人艺从建院以来，老一辈的艺术家、人艺人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表演风格，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成为话剧表演领域一面鲜明的旗帜，拥有一大批国宝级的艺术家。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人艺一方面着手恢复经典，一方面努力创作新戏。1978年《丹心谱》上演，以很高的艺术水准对“文革”进行批判反思； 1979年，《蔡文姬》恢复演出，因为一票难求，买票的观众把人艺的南墙都挤塌了。这两部戏可以看作人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开端，一方面展示出北京人艺的艺术性、经典性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口碑，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广大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也是人艺持续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社会思潮逐渐多元的大背景下，北京人艺也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戏剧上的崭新尝试与实践。1982年人艺原创的《绝对信号》开创中国小剧场话剧先河，开始了新的戏剧探索。

　　1986年上演的《狗儿爷涅槃》，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的是中国自己的特色事物，却大胆地在舞台时空转换、人物内心呈现上下工夫，在人艺传统现实主义道路与戏剧新型表现主义风格上进行了一次多层次的探索，加上以林连昆为代表的演员们精彩的演绎，这部作品也成为话剧舞台的杰出代表。

　　除了这种自我探索的“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也是人艺正式开始“开放”的时期。面向国际，在“对外开放”层面上，我们也迈出了值得纪念的一步。1983年，在英若诚先生的斡旋下，我们请来世界级戏剧家阿瑟·米勒亲自执导他的作品《推销员之死》，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大事。包括1986年公演的《洋麻将》，让中国的观众在完全不了解“推销员”“养老院”为何物的情况下，通过于是之、朱琳等的演绎，领略到了国外优秀剧作的魅力。《哗变》也是在这个时期登上人艺舞台的，朱旭的表演登峰造极，时至今日，这也是人艺在引进外国剧目中的经典之作。

　　同时，北京人艺作为人民的剧院，人民性是我们的第一属性。在改革和探索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贴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思路，这也是人艺的成就之一。上世纪80年代的《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成果。一方面，我们始终要以人民的精神追求为己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追求与努力，初心不止，精益求精。

　　90年代——百花齐放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人艺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继续进行着人艺风格在新时期的探索与融合。一方面，我们秉持为人民而创作的基本态度，创作了《鸟人》《万家灯火》等风格各异的反映北京百姓文化生活与时代变迁的作品，而《李白》《天之骄子》等继承了中国新编历史剧创作风格的“文人戏”也在这个时期上演，成为北京人艺至今仍然保留的经典剧目。这是我们在推进戏剧民族化理论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进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坚持着“开放”的思路，让“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我们邀请苏联戏剧专家叶甫列莫夫导演契诃夫名剧《海鸥》，邀请美国导演玛格丽特·布克执导反映当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剧作《篱笆》。

　　在上世纪90年代，人艺“出人出戏出理论”的建设思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们的很多演员不仅活跃在舞台上，也在银幕和荧屏上光芒四射，濮存昕、梁冠华、杨立新、宋丹丹、冯远征、吴刚、徐帆、陈小艺、何冰、胡军等人艺的优秀演员都是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

　　1999年开始，《茶馆》重排，当时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质疑，年轻人在那个时候接过了《茶馆》这面大旗，成为他们从剧院的中生代晋级成为扛鼎力量的标志。最终，他们成功地把《茶馆》传承了下来，至今依然常演不衰，每年上演都会成为热点，成为人艺的象征，也成为人艺演员最向往的作品和试金石。

　　新世纪以来——机遇挑战并存，多元因素结合

　　200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在新世纪开始将目光转向一些世界性的新趋势与新动向。第一，对外向型视野的开拓。随着经济的发展，观众们的审美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一起逐渐提升，对国际化视野的需要日益提升，人艺在与国外戏剧团体的合作中也更加注重戏剧元素的时代性表达，比如2008年，我们与日本四季剧团创始人浅利庆太合作，演出了一版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哈姆雷特》； 2013年，与俄罗斯导演彼得罗夫执导了皮兰德娄的经典剧作《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寻求传统艺术与现代观众审美趋势间的平衡。同时，人艺花了数年时间，持续打造首都剧场国际邀请展演，把“引进来”规律化、规模化，很多经典的、先锋的国外优秀作品在我们人艺的首都剧场上演，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每年都会有很多优秀剧院加盟我们的邀请展演。

　　第二，寻找艺术与市场化间的规律。人艺近年来涌现出了几个一票难求的“爆款剧” ，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市场化环境中结合自身情况作出的改革。比如《窝头会馆》，打造出“全明星”阵容，可以视作人艺资源的一次完美整合； 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之际，我们大胆启用了一批人艺老艺术家重新登台，五代同堂，共同演出了一轮“元老版” 《甲子园》；包括《喜剧的忧伤》，通过这部作品我们推出了优秀青年导演徐昂，首次将外国作品进行本土化改编后搬上舞台，陈道明、何冰两位演员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难度极大的大剧场二人戏。

　　第三，关注当下生活，演绎时代精神。除了原汁原味地经典呈现，我们还要通过原创作品体现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和表达，体现当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解读，打造新时代的新的精品力作。不久前刚在首都剧场结束第四轮演出的《玩家》就是这样一次尝试。我将这部作品称为“新京味儿”话剧，它不仅具备京味儿元素，同时也吸取着包括《茶馆》《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等一系列人艺优秀作品的长处，以展示新时代风貌为目标，将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通过收藏界这么一个极具市场话题性的侧面反映出来。同时，中国式的戏剧审美也开始更多地走向世界，《我们的荆轲》远赴圣彼得堡等地演出，把东方戏剧、中国审美输出到国际戏剧舞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北京人艺有着辉煌的过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收获了改革的精神，这就是—— “紧随时代，积极进取，不懈探索，勇攀高峰”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去书写新的时代，展现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新面貌，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任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