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剧照
由郑怀兴编剧、查明哲导演、洛阳豫剧院创排的《北魏孝文帝》 ，以恢宏的舞台风格和精彩的舞台呈现，成功表现了一代英主北魏孝文帝锐意改革的丰功伟绩与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位遗世独立的千古帝王，以伴随着切肤阵痛的革新遗泽后世，以历史的英名掩盖男性的悲情，既震撼人心又催人泪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鲜卑族人，自幼深受汉人祖母冯太后的影响，倾心文明儒雅的汉文化，在短短33岁的人生历程中，他一路金戈铁马、北战南征，后来迁都洛阳，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改汉姓，易汉服，正汉音，变风俗，平叛乱，引领鲜卑族实现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进化。编剧郑怀兴在扎实的史实构建起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戏剧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自由出入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品通过一首真实的古琴曲，一部真实的古石经，借助一个虚构的嵇康后人嵇芳，以及一张神弓、一首民歌，构建起一部波澜壮阔的反映政治文化改革历史剧的宏伟格局。
剧作在拓跋宏缅怀已逝祖母冯太后的场景中拉开大幕。通过拓跋宏抚古琴、吟乐府、忆祖母，巧妙地将人物前史和事件背景交代清楚。他所抚的琴曲，是“竹林七贤”精神领袖嵇康的《长清曲》 。在这里，琴和琴曲，是汉文化的象征，既寄寓了拓跋宏对以嵇康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倾心，又伏线于千里之外，为后文嵇康后人嵇芳的出场乃至全局的结构埋下伏笔，真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
迁都洛阳，是拓跋宏实行汉化改革措施的起点，剧作在表现这段历史事件时，充分塑造了拓跋宏的足智多谋和果敢决断。他下令南征萧齐，却在出兵前就先与汉臣李冲定下迁都洛阳的大计；行军途中，利用南征大军的畏难心理，巧妙借助叔父拓跋澄的忠直，使得看似临时起意的定都洛阳势在必行，表现出一代帝王的机谋与权变。
剧作此后要表现的虽然是阻力重重的汉化改革，需要处理的是孝文帝改汉姓、易汉服、正汉音、习汉礼等真实厚重的历史事件，但是编剧却举重若轻地通过一个虚构的女性形象嵇芳，把所有这些难以串联和驾驭的事件，像金线串珠一样连缀起来。而这个虚构的形象嵇芳，却是借助真实的历史文物——太学石经出场的。
洛阳太学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是官刻的儒家经典，是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在我国学术史、儒学史、书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熹平石经是我国第一部官刻石经，而曹魏正始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写就，因此又称“三体石经” ，有学者考证是嵇康所书。在这样的史实基础上，“嵇芳护石经”的情节，就特别有文化象征意义，她所守护的，既是代表中原汉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石经，也是浸透着祖先心魂的家族文化，这使得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情感逻辑合理化、戏剧化。
剧作选择嵇康作为汉文化形象代表表现孝文帝对汉文化的景仰，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有古代笔记记载孝文帝曾经梦见嵇康的儿子嵇绍向他哭诉坟墓遭毁，天明一查果然。正是由于对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和魏晋风流的思慕，剧中才有了孝文帝竹林访旧的微服私访。他在竹林再次邂逅嵇芳，孝文帝的赤诚与诚恳打消了嵇芳抱有的夷狄攘华要报仇雪恨的成见。为了表达对嵇父的敬仰、安抚嵇芳，安抚汉族士林之心从而收服汉人民心，孝文帝决定穿着汉族服饰、用汉族的礼仪来祭奠嵇芳父亲。
“易服如脱皮” ，以穆泰为代表的鲜卑族贵族大臣对此坚决反对。穆泰是鲜卑族中改革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有政治家的权谋，利用太子元恂不耐洛阳暑热、思念骑马射猎的草原生活的心理，教唆太子谋反。剧中的鲜卑文化象征物也是一虚一实：实的，是象征鲜卑族剽悍性格的拓跋神弓；虚的，是那首家喻户晓、时不时地由太子元恂吟咏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齐民歌。拓跋宏在南征萧齐、迁都洛阳的途中，就已经把象征草原民族征战精神的神弓赐予太子，他对太子的殷切期盼之情和托付江山的重责已经传递出来。但是，太子元恂对于汉文化根本不了解，对汉族习俗更是难以接受，他生性粗犷狂放，更适合马上生涯，正所谓“父子不同道” 。父与子的情感代沟与性格矛盾，君与臣的政治隔膜与背德离心，就这样尖锐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作品最后一场，孝文帝本欲在太极殿落成之际大赦天下，同时也赦免太子，但是此时却传来太子与穆泰密谋造反的消息。为了断绝反对派拥太子以复辟的希望，孝文帝决定鸩杀元恂。舞台上，元宏左手神弓、右手鸩酒的形象，既悲惨凄凉又孤独寂寞。神弓代表的是他托付帝国于未来帝王的期望，鸩酒代表的却是对阻碍未来国家改革发展的势力的铁腕与绝情，当此两者集中在同一个人——儿子、太子、叛臣身上时，父子亲情、君臣之谊已经处于极端矛盾冲突的两极，充满悲情与惨烈，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这种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产生的效果，颇具西方悲剧色彩。孝文帝的这个造型，定格了千古帝王丰功伟业背后所付出的亲情代价，定格了千古帝王作为一个人的悲剧人生。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北魏孝文帝》的上演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知古可以鉴今，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总是伴随着切肤的时代阵痛，在国家大义和个人私利面前，在国法与亲情面前，在眼下利益与长远大计面前，如何抉择，北魏孝文帝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