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一直是中国山水画家所遵循的创作路径。中国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理念，首先注重的是中国山水画本体精神的纯粹性，强调文化意味及笔墨法度形式。这种中国画自己独有的“观照方式” ，和西画的写实性方法有根本上的区别。

　　在写生时，山水画强调以意取象，以心接物，强调心源与造化的契合。在观照物象的同时，画家主观性情、个性思考的发挥比较大。实际上不论写生还是创作，中国山水画所强调的是“有意味”的笔墨和精神，强调在笔墨中探求绘画的本体精神。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历代大师无论是在写生还是创作中，都能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五代荆浩居于太行山中，注重师法造化，他常携带纸笔，在洪谷深处对景细察，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 。荆浩之“真”是他常年隐居体味到的太行山水之精神，是五代画家对于自然是“物象之源”的深刻认知。近代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尤其善于对景创作，他说： “画是用有限的方法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任何客观事物都有无尽之处，我们不能全画下来，只能画极有限的东西。 ”所谓“有限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画家之主观与山水之客观之间的“共识与共美” ，是画家情思在融入之后精心提炼出的东西，是李可染在面对山水时，自然即时结合而形成的结果。李可染的山水无论是描写漓江还是井冈山，都是构图坚实，笔沉墨厚，充满了新中国新时代的家国主义情怀。

　　在新时代探讨中国画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深入研究与体悟。中国山水画强调自然山川对人性灵的洗涤，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在我看来，畅神对于山水画而言，既是方法论也是目的论。“畅神论”首先要求画家融入山水，在山水中体会“天人合一”道的精神，达到“心与境合”的境界，最终从山川胜景中得到美的享受与心灵的升华，才能创作出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与感悟的真正“畅神”之作。当代中国山水画需要深入传统，理解传统，才能真正的了解到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博大，才能坚定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自信，才能最终通过借物写心的途径，以实现在艺术中与传统相融，与时代相融的境界。傅抱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明确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主张，最终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写生之旅中，创作出了新金陵画派的辉煌。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审美也在变。孔子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中国山水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变的，审美的时代导向是不会变的，坚持扎根生活，反映时代大美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因此，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在写生与创作时，要融入自然，面对祖国的壮美河山，面对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要沉潜下来，“风动幡动而心不动” ，写生与创作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画的独有观照方式和观照角度。只有辩证地把握好山水化机的内在，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好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当代山水画家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首先体现在绘画资源的极大丰富，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自然资源，都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古代画家几乎需要穷其一生，而当代画家在发达的网络与现代的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几乎可以触手而及；其次，身处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之际，当代画家也担负了更大的责任，如何在坚持传承传统文脉之际，又能体现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意境的优秀作品？这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要多读书、多游历、多思考，既不能离开传统，又不能脱离生活；要有情怀有担当，要有真正的家国情怀，要真正体会山水的四时清音与时代气象，要敢于突破自己，发出真正的时代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