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期间，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影片《红海行动》上映。影片呈现出高度市场化、类型化的特征，给观众带来超凡的视听体验。影片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不仅宣示了富强崛起的祖国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与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中国理性面对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态度。全片叙事节奏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并有着高度风格化的动作设计与场面调度，巷战、偷袭、狙击、突围被林超贤导演安排得有条不紊，真实而又形象地渲染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此同时，与近年来突出的类型电影主流表达的范式转向相一致， 《红海行动》在战争故事原型中嵌入了“中国故事”的叙事内核，借用类型电影的外壳积极宣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呈现出主旋律叙事与电影类型化相结合之当下特征。
事实上， 《红海行动》不仅在叙事结构、视听表达、人物塑造上显示出了较高的工业水准，且在对于主旋律叙事的表述上也显得清晰、成熟，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实践，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真正的时代旋律，为在电影中进行主流话语表达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阐述范式，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
之所以强调《红海行动》在主旋律叙事上的特殊性，原因在于影片没有刻意用家国情怀与民族主义去煽动观众的爱国情绪，赚取“低泪点”票房，而是在类型叙事的框架之内，填充进了对于当代中国伟大崛起的现实背景的理性认知，寄托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来目标，由此在电影中彰显了强有力的新时代强音，不仅实现了思想内核与类型叙事的巧妙结合，更重新思考、奏响了“主旋律”之于当下中国的真正音色。因而，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中源自于创作者自发的、偶尔显得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对主流价值观的个性化体认与书写， 《红海行动》的出现无疑预示着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全新生态的开启。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一大批内容质量与社会效益突出的电影作品，这些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电影依托各自独具特色的叙事表达以及对主流话语的高度认同与创新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开拓了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新态势、新方法、新理念。然而，不得不警惕的是，这些电影虽然都体现出了自觉的类型电影承载主流话语范式，但其意识形态部分的书写往往具有自发性的倾向，因而在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分裂。而当其被表述为“主旋律电影”时，更难以避免地使官方意识形态为
这种叙事断裂“背锅” ，继而出现给主旋律“挖坑”的情况。因此，对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法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时代挑战进行一次厘清与辨析是主旋律面对多声部聚合的当下做出清醒应对与精准衔接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对主旋律电影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对其未来发展尽可能全面地做出理论预判与展望。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将主旋律电影正式规定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与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表现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精神成为该时期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目标，而树立民族形象、表现政治诉求成为主旋律电影诞生伊始的主要任务。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彼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面对市场化的探索与“狼来了”的忧思，主旋律电影成为一种应对手段，是在日益商品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影交易市场中，保留了电影作为“人民的文艺”的传播力量。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资本入驻与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市场的主要趋势。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来自电影产业资本化、金融化的强烈冲击；而另一方面，通过跨文化、跨区域与跨国别的电影生产交流，尤其是随着香港影人的“北上”步伐，主旋律电影出现了尝试学习类型电影、嫁接主流叙事的创作实践。在前者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也尝试融入泛娱乐战略，尤其以启用全明星阵容的《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为代表；而后者则生产出如《集结号》 《智取威虎山》 《湄公河行动》以及以成龙的内地合拍片为代表的一系列采用高度类型化表达、试图传递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以期实现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的本土嫁接，尤其以《战狼2》突破56亿元票房为高潮。
但如果细加观察不难发现，不论是这些影片之间还是个别影片内部的主流化叙事，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乃至分裂。例如《智取威虎山》是在间谍电影的框架下，采用个人英雄主义对革命题材进行当代重读；而《集结号》则采用微观视角切入宏大题材，由此在革命历史题材的背景下做出了个人化的解读。另一方面，在景观性的《战狼2》文本内外，也再次体现出了对主流话语表达的分裂：文本内部同时并存着大国崛起式的当代自信与打破“东亚病夫”招牌的“陈真式”叙事、退伍士兵高举五星红旗的“燃点”却配合着犹疑的官方行动。由此可见，这一历史时期下的创作实践，与具有指导性原则的主旋律电影的要求仍有距离，而如若将一种基于创作者个人视角的主流叙事实践等同于当下中国的“主旋律”之音，其可能带来的不可控因素无疑会对对外文化交流造成新的障碍。我们必须认可这一时期自发性的类型电影与主流叙事相结合的主动实践，认可其积极的探索价值，但却更应该谨慎地加以主旋律电影的定义，而更需要一种真正的主旋律强音的出现，为多声部的意识形态谱写正声。
反观《红海行动》 ，依托类型化叙事手段将家国叙事与新时代主旋律巧妙地融于一体，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国家形象构建、一次正确的主旋律话语表述。这种主旋律话语表述的正确性，一方面源自于类型电影主流化叙事的不断实践，类型化叙事与主流话语之间缝隙进一步缩小，使剧情叙事与内涵表达更加紧密相连——在影片中突击队员为了保护人质邓梅等人安全，在面临保障丢失、遭叛军围困的情况下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进行突围，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也反映出中国军队的自信与自强；另一方面也源于新时代主旋律的再度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时代的强音，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中国梦的新愿景。
《红海行动》中对于恐怖组织的跨国打击，反映出当下中国面对国际事务所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影片中进行武装撤侨与捍卫国民的热血刻画，在一定程度也是新时代中国“伟大崛起”的全新注脚。而在这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图景背后，我们发现《红海行动》在战争场景拍摄中的军事顾问均来自真实参与“也门撤侨”行动的“蛟龙”队员；影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博纳影业等联合出品，而来自海军官方的指导也保证了其在进行主旋律表达时的“字正腔圆” ；同时，影片拍摄过程中大量参考和学习国际法，力求做到电影中的戏剧行动与现实中的军事行动一样无懈可击，避免在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上出现“倒火”乃至自戕。可以说，承载着《红海行动》之“燃点”的核心，是冷静而理性的价值观建构与稳定传递，以及来自官方话语的坚定指导。
正是在这样一种主旋律叙事的嬗变过程中， 《红海行动》作为一个开端，开始真正使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进入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全新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临界点的基础上，主旋律电影更需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树立中国形象，更应该对于自身角色和身份界定有一个重新的整合，在保持文化自信发声的基础上开拓更为丰富的全球视野。